自由的原罪◎杜念中

2011年01月01日 蘋果日報 

杜念中／《蘋果日報》社長 

如果不是保守派政府在匈牙利上台，77歲的康拉德(George Konrad) 將繼續過著愜意的日子。他寫作、旅行、演講，擔任國際筆會的主席。隨著共產主義破產，許多前共產主義社會的知識份子一生或半生的奮鬥目標和價值也隨之消逝，社會地位滑落。但康拉德頭頂上的光環，不管在共產主義時期或後共產主義時期都同樣耀眼。有人羨慕他名滿國際，也有人認為他只是憑藉著昔日「異議份子」的道德形象，繼續獲得掌聲。但忌妒也好，咒罵也罷，康拉德無疑仍是當今匈牙利最知名的知識份子和作家。

上周匈牙利保守派政府靠著國會超過2/3席次的絕對優勢，大幅修改法律，以抽象空洞，難以準確界定的道德標準，嚴格限制媒體報導內容，而且可對媒體罰金達數百萬台幣。新政府還成立單一的控管媒體機構，權力之大令人驚愕。後共產主義時期，匈牙利對媒體的控管之嚴，在其他東歐社會無法想像。對於政府控管媒體，康拉德再也無法坐視，他奔走呼號，嚴厲批評保守派政府，甚至與年輕人一起參加抗議活動。

匈牙利的年輕人為了網路自由上街遊行。但康拉德上街有更深層的理由。猶太裔的康拉德，家庭經過納粹的衝擊，深知法西斯主義的可怕。他提醒國內外媒體，法西斯運動在30年代崛起，靠的也是動人的道德口號，許多純真良善的年輕人為這樣的道德理想犧牲；法西斯執政也同樣經過民主程序，但最後卻蛻變成迫害自由的獨裁體制。他為匈牙利可能走上法西斯道路憂心不已。

康拉德曾參加過1956年的反抗蘇聯運動，後來僥倖逃過共產黨的秋後算帳。不過因為屢屢批評政府，終究沒逃過文字獄。共產主義時期的東歐，絕大多數的異議份子都是左派反對派，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反對現存的共產主義制度，西方左派把他們的理念視為新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右派則把他們看成共產制度解體的芽苗。康拉德和同志澤藍尼（Ivan Szelenyi）用階級分析寫的《知識份子走向階級權力之路》被西方左派看成經典，包括《Telos》在內的刊物還為此書出版過專號。但康拉德並未寄望蘇聯解體，80年代他只希望匈牙利能成為同時被蘇聯和西方接受的芬蘭，慢慢能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

因為坐過文字獄，也因為懼怕再度失去自由，康拉德挺身而起，義無反顧，為匈牙利起碼的言論自由請命。他不但擔心匈牙利言論自由受害，也同樣擔心右派政府的極端民族主義。匈牙利的新政府始終無法接受一次大戰戰後的《催雅農條約》(1920)，重劃戰敗的奧匈帝國版圖，把匈牙利原有屬地分割給保加利亞、斯洛維尼亞、塞爾維亞和斯洛伐克等國，讓住在那些地區的匈牙利人變成少數族群。所以新政府願意發給各地匈牙利裔匈牙利護照。此舉引爆東歐民族主義怒潮。 
 
康拉德的人生經驗注定了他悲觀的性格和對後共產社會悲觀的看法，但也同時強化了他的鬥志。他力爭言論自由並不孤單，歐盟已經對匈牙利新媒體法表達了強烈抗議，認為完全不符合歐盟的自由標準，美國同樣不滿，認為新政府在走回頭路。匈牙利政府可能會一意孤行，但匈牙利短暫的言論自由不會就因此壽終正寢，拉鋸戰將持續下去，匈牙利必然會為此付出慘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