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4日 中國時報
本報訊
美國也有「江國慶」，而且廿五年來至少有十起。就在台灣的江國慶冤死案曝光之前未久，美國法院還下令對一起類似案件重行調查。
江國慶案荒唐，那還只是三位法官認定有罪。美國的江國慶們，可是陪審團十幾位成員共同的判決。
最受矚目的是威凌姆（Cameron Todd Willingham）一案，他涉嫌縱火殺害三個女兒，在二○○四年遭處決。沒有人相信威氏會做這種事，妻子也為他辯護。一位化學博士也對縱火之控深表懷疑。可是檢察官（以及陪審團）單單根據他家裡有古時刑具，就判斷他有嚴重的反社會、暴力傾向，認定他有罪。當時檢察官提出交換條件，只要認罪，即可不死，判處無期徒刑。可是他堅持自己清白（下述很多案子都是這個情況），寧可與女兒為伴。不久前，德州下令重新調查本案。
最受國際關切的，是歐戴爾（Joseph O’Dell）一案，他涉嫌姦殺一位婦女而在一九九七年被處決。沒有物證，唯一罪證是看守所的難友證詞。這個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有位大法官直言「大有疑問」。德蕾莎修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都為他求情，可是均未奏效。他在受刑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向被害人的兒子說，「艾迪，我沒有殺害你母親」。
賀瑞拉涉嫌射殺警察而遭處決。審訊期間，至少有四人具結，說賀氏的哥哥（後遭謀殺）才是真凶。可是法院拒絕重啟調查。他在受刑前的最後陳述是：「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今晚這裡的事是大錯特錯」。
葛瑞芬涉嫌從車裡開槍殺人而被處決。唯一證據是目擊者指認。二○○五年，密西根大學法學院以這個案子做教材，重啟調查，結論是葛氏枉死。
狄路納涉嫌殺人而被處死。定罪的唯一理由是目擊者指認，他則自始堅持自己清白。他受刑時接受藥劑注射，沒有閉眼，而是直瞪著牧師，而且幾度想要起身說話。多年之後，牧師總想起這一幕，「他想說什麼？」
坎圖因為共同搶劫殺人而遭處決，唯一證據是目擊者指認。可是這唯一的目擊者後來翻供，說是在警方壓力下指認坎氏。
史賓塞因為涉及姦殺而在一九九七年遭處決。證據有二，一是齒痕，二是看守所的難友證詞。後來其他專家認為齒痕不符，而難友也承認是在香菸等好處誘惑下而說假話。
一位費爾克因為涉嫌姦殺而被處決。就在那一年，辯護律師發現，檢察官其實掌握了另一男子的犯罪證據，包括自白及ＤＮＡ。但是法院拒絕重審，仍然執行死刑。四年後，法院認錯。
瓊斯因為涉嫌開槍殺警而遭處決。唯一的證據是自白。後來一位警官說，瓊斯是被刑求而招認，而且前後有十餘人指認另一人才是凶手。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寫道，「說瓊斯犯案，大有疑問」。
還有一位柯爾，因為涉嫌強暴而在一九八五年被判處廿五年徒刑，唯一證據是被害人指認。當時的條件是：如果認罪，可獲假釋。可是他說自己是清白的，拒絕認罪。多年後，被害人出面說認錯人了；一名男子出面認罪；ＤＮＡ也證明了柯氏的清白。可是太晚了，柯氏已在一九九九年死於獄中。
這些冤案，證據多只是目擊者指認，而且疑點甚多。例如被害人說強暴犯抽菸，可是被處死的嫌犯至死也沒有抽過菸；例如說凶手穿著灰色絨毛上衣，可是嫌犯穿的是白色襯衫；例如證人說凶手以右手開槍，可是嫌犯是左撇子等等。
物證也往往十分薄弱。例如現場遺留的凶槍沒有嫌犯的指紋。例如犯罪現場滿是血跡，可是嫌犯身上卻一點不沾等等。
最可怪的，明明嫌犯、共犯指陳另有真凶，或是其他人具結指證另有真凶，可是檢調均置之不理。事後全部證明檢調是錯的。
十八世紀的英國法律權威布萊克史東（William Blackstone）說過，「寧可錯放十個，不可錯殺一人」（Better that ten guilty persons escape than that one innocent suffer）。美國這些冤案、錯案，印證了這句話的道理。
司法制度完善的國家，以「判決確定前，都是無罪」而自豪。可是判決有罪，就真的有罪嗎？台灣有江國慶，美國的江國慶也不少。
本報訊
美國也有「江國慶」，而且廿五年來至少有十起。就在台灣的江國慶冤死案曝光之前未久，美國法院還下令對一起類似案件重行調查。
江國慶案荒唐，那還只是三位法官認定有罪。美國的江國慶們，可是陪審團十幾位成員共同的判決。
最受矚目的是威凌姆（Cameron Todd Willingham）一案，他涉嫌縱火殺害三個女兒，在二○○四年遭處決。沒有人相信威氏會做這種事，妻子也為他辯護。一位化學博士也對縱火之控深表懷疑。可是檢察官（以及陪審團）單單根據他家裡有古時刑具，就判斷他有嚴重的反社會、暴力傾向，認定他有罪。當時檢察官提出交換條件，只要認罪，即可不死，判處無期徒刑。可是他堅持自己清白（下述很多案子都是這個情況），寧可與女兒為伴。不久前，德州下令重新調查本案。
最受國際關切的，是歐戴爾（Joseph O’Dell）一案，他涉嫌姦殺一位婦女而在一九九七年被處決。沒有物證，唯一罪證是看守所的難友證詞。這個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有位大法官直言「大有疑問」。德蕾莎修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都為他求情，可是均未奏效。他在受刑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向被害人的兒子說，「艾迪，我沒有殺害你母親」。
賀瑞拉涉嫌射殺警察而遭處決。審訊期間，至少有四人具結，說賀氏的哥哥（後遭謀殺）才是真凶。可是法院拒絕重啟調查。他在受刑前的最後陳述是：「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今晚這裡的事是大錯特錯」。
葛瑞芬涉嫌從車裡開槍殺人而被處決。唯一證據是目擊者指認。二○○五年，密西根大學法學院以這個案子做教材，重啟調查，結論是葛氏枉死。
狄路納涉嫌殺人而被處死。定罪的唯一理由是目擊者指認，他則自始堅持自己清白。他受刑時接受藥劑注射，沒有閉眼，而是直瞪著牧師，而且幾度想要起身說話。多年之後，牧師總想起這一幕，「他想說什麼？」
坎圖因為共同搶劫殺人而遭處決，唯一證據是目擊者指認。可是這唯一的目擊者後來翻供，說是在警方壓力下指認坎氏。
史賓塞因為涉及姦殺而在一九九七年遭處決。證據有二，一是齒痕，二是看守所的難友證詞。後來其他專家認為齒痕不符，而難友也承認是在香菸等好處誘惑下而說假話。
一位費爾克因為涉嫌姦殺而被處決。就在那一年，辯護律師發現，檢察官其實掌握了另一男子的犯罪證據，包括自白及ＤＮＡ。但是法院拒絕重審，仍然執行死刑。四年後，法院認錯。
瓊斯因為涉嫌開槍殺警而遭處決。唯一的證據是自白。後來一位警官說，瓊斯是被刑求而招認，而且前後有十餘人指認另一人才是凶手。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寫道，「說瓊斯犯案，大有疑問」。
還有一位柯爾，因為涉嫌強暴而在一九八五年被判處廿五年徒刑，唯一證據是被害人指認。當時的條件是：如果認罪，可獲假釋。可是他說自己是清白的，拒絕認罪。多年後，被害人出面說認錯人了；一名男子出面認罪；ＤＮＡ也證明了柯氏的清白。可是太晚了，柯氏已在一九九九年死於獄中。
這些冤案，證據多只是目擊者指認，而且疑點甚多。例如被害人說強暴犯抽菸，可是被處死的嫌犯至死也沒有抽過菸；例如說凶手穿著灰色絨毛上衣，可是嫌犯穿的是白色襯衫；例如證人說凶手以右手開槍，可是嫌犯是左撇子等等。
物證也往往十分薄弱。例如現場遺留的凶槍沒有嫌犯的指紋。例如犯罪現場滿是血跡，可是嫌犯身上卻一點不沾等等。
最可怪的，明明嫌犯、共犯指陳另有真凶，或是其他人具結指證另有真凶，可是檢調均置之不理。事後全部證明檢調是錯的。
十八世紀的英國法律權威布萊克史東（William Blackstone）說過，「寧可錯放十個，不可錯殺一人」（Better that ten guilty persons escape than that one innocent suffer）。美國這些冤案、錯案，印證了這句話的道理。
司法制度完善的國家，以「判決確定前，都是無罪」而自豪。可是判決有罪，就真的有罪嗎？台灣有江國慶，美國的江國慶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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