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正義 就是沒有正義◎吳景欽

2011年02月01日 蘋果日報
吳景欽／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發生於1996年間，空軍謝姓女童遭姦殺案，被告江國慶遭速審速決，在檢察官重新調查，且真正兇手許榮洲自白而遭羈押後，已暴露出當時軍方偵查的密行性與審判的粗糙性，一位年輕人的生命竟被如此犧牲，此錯誤該由誰承擔？

在江國慶案所發生的年代，出現誤判的結果，讓人扼腕，似也不令人意外，因在1999年《軍事審判法》未全面修正前，當時的軍事審判權是被歸屬於統帥權之下，不僅軍事審判與軍事檢察機關同隸屬於司令部，且所有的判決書與起訴書都必須事前送司令核閱，甚而採取一審一覆判的速審結構，這種源於威權體制時代的法制，不僅使軍事審判被排除在司法權之外，更無人權保障的觀念，刑求逼供更屬平常，審理的草率性已不言可喻。而在江國慶的案件裡，甚而是由司令指揮由不具司法警察身分的反情報人員，以對付間諜的逼供方式取得自白，唯一的補強證據，竟只是來自於一張沾有被告精液的衛生紙。軍方竟仍對外誇稱為「科學辦案」的典範，並對有關人員敘功，實讓人欲哭無淚。

三級三審偵訊透明

此案雖已被監察院與檢方認定是誤判，但以現行法制而言，仍無法聲請冤獄賠償，因依據現行的《冤獄賠償法》，只有在受無罪判決確定後才可提起，所以此案必得等到提起再審之訴，並將原先有罪判決撤銷確定後，才可提起冤獄賠償，因此，沉冤是否得雪，恐得經過如此繁複的程序，更何況，再多賠償也換不回已經失去的生命，所以對相關人員的咎責，才是給冤死者交代的最佳方式。

因此，造成冤罪的相關人員，從偵辦人員、承辦此案的軍事檢察官與審理的軍事法官，還有當初具有絕對權力的司令，在被告早已被槍決下，所觸犯者，乃屬於《刑法》第125條第2項的濫權訴追致死之重罪，由於相關人員仍可能執掌其位，甚或有當過部會首長者，為了避免由軍方自行調查，可能產生的官官相護，甚而相互卸責的結果，勢必得由檢察總長依《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1項第3款，以重大治安事件為由，指定由特偵組偵辦，若不及早為之，再過五年，即便欲追訴，恐也因離於二十年時效，而使枉死者繼續含冤九泉。

關於軍事審判權，於1999年，根據釋字第436號解釋所修正的《軍事審判法》，已正式將之歸於司法權之下，亦採取三級三審制，所有程序亦完全與《刑事訴訟法》相當。所以就現行的偵訊過程而言，已較十多年前透明化，偵訊人員以刑求方式逼供，肯定會在台灣逐漸消失。惟針對過往過度重視自白所可能造成的誤判，恐有重新審視之必要，而隨著DNA鑑定技術的提升，雖不一定能找出真正的犯罪人，卻是洗刷冤情的重要利器，目前已有許多國家，藉由DNA比對技術，重新對過往的死刑案件重行檢視。以美國為例，經此技術重新鑑定的死刑案件，從1990年到2008年為止，已有230人被證實無罪，即是顯例。既然誤判案件，恐非只江國慶一案，則司法機關或者是監察院，甚或成立獨立的調查機關，都有必要對過往的死刑案件重新為檢驗，即便逝者已逝，也必須使之沉冤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