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彩青春》陷入《殺戮的艱難》－專訪作家張娟芬◎陳韋臻

破周報復刊640號 2010年12月10日出刊 
文／陳韋臻 

她坐在咖啡店小木桌前，看上去顯得無比瘦小，我實在很難想像這樣弱小的身軀，面對著今年三、四月時台灣媒體大聲嚷嚷人神共憤者執行死刑時，怎麼拿出比她更巨大的毅力，寫、寫、寫、再寫，就為了想說清楚死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面對網友、媒體對於死刑犯的憤恨與詛咒卻得始終平靜？這樣寫下來，幾個月內十幾篇的報紙投書，再寫出一本書，每篇投書最少花上兩天修修改改，文章可能花上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她斤斤計較使用文字，用來書寫對於人命始終學不會斤斤計較的國家體制。張娟芬說：「如果說，今年死刑釋憲是廢死運動的失敗，那麼出書就是我拿來面對失敗的方式……」

2004年，張娟芬寫完《無彩青春》，蘇建和案三人替她上了司法誤判的一課；她沒有大聲嚷嚷誤判底下的無辜生命之重量，沒有拿著書籍作為成就像是無辜死刑犯的代言者，卻是開始問自己：「那我反不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她說，那時候她沒有答案，就如同當年她參加替死聯盟（替代死刑推動聯盟，現稱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讀書會時，她以「搗蛋者」形容自己，「我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這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像在找碴一樣。」但與廢死聯盟接觸過程中，關於死刑的討論空間，才讓張娟芬從當年的「搗蛋者」，到了今年三月法務部長王清峰廢除死刑言論，在社會上形成颶風駭浪下，成為廢死運動的成員之一。

相較於以往作為廢死聯盟成員的外圍者，今年三月死刑執行進入白熱化，「王清峰下台，就一定會殺人……那時候我覺得社會回應的方式讓我太過震驚了，那麼不理性。我不介意一個人支持死刑，但那時候彷彿每個人都把心裡最醜惡的一面翻出來，用最激烈的方式講最可怕的話……我對台灣的感覺，在那個時候受到最大的震撼……」於是，張娟芬選擇走入廢死聯盟內部，她形容這一整年，廢死運動就是她的生活，從積極參與、內部開會討論，再到社論一篇篇上報，最後是這本書《殺戮的艱難》。

作為一名作家，張娟芬認為自己始終在做同一件事，從早期《姐妹戲牆》中對個案、法律的理解、消化、書寫，到《殺戮的艱難》中理解不同死刑犯案件，訪問、書寫，對她來說似乎並無差異。也許真正的差異，其實在於社會觀感對於死刑如刺蝟的尖銳態度，以及對廢死無盡的恐懼，導致同樣都是人權的問題，卻生成截然不同的反應，而後者，幾乎是沒有商量餘地的社會對立。提起今年三月的社會現象，對照著她與廢死聯盟接觸的過程，她說：「與他們討論過程中，我不用立刻選邊站，也沒有政治正確的帽子壓在我頭上。」因此，2005年所寫的〈殺戮的艱難〉單篇文章中，呈現出對於死刑如舞蹈般的回返思緒，成為這本新書的開頭，她語氣誠摯地說：「我也希望讓讀者有思考它的空間，可以有自己的結論。我不反對支持死刑的人，但我希望台灣能夠有空間去好好思考死刑這件事。」

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
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
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殺戮的艱難》，頁47


在這個歷史時刻點與這種狀態下，訪問「作家張娟芬」突然變成很困難的一件事，難在我們並無法只將她視為一名自我書寫的「作家」，也無法讓她代言廢死運動；而在訪問過程中的提問與回應，也呈現出奇特的「作家訪問」狀態，所有的書寫與運動幾乎是綁在一起，書中三大部分的「書寫策略」，也是繞著死刑在台的情況而生。當她說出：「在我第三部份的寫作時，基本上大勢底定，就只等著看什麼時候收屍而已。」此時，我突然意識到，其實這整串的「張娟芬」，只是在揭露一名公民對於公共議題的思考過程。然而，台灣真正的現況是，死刑議題幾乎還稱不上公共議題，因為它跳過了公眾的辯論、討論過程，直接綁著民粹跳到了結論。這時候，作為一名廢死運動的公共知識分子，究竟如何看待自己？隱匿匍匐於書中字行中的「生命的價值」，又與個體何干？

對此，張娟芬意外地頓了一下，然後誠實地說：「我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到底是什麼。但我想，應該有最基本的尊嚴。在思考死刑的時候，我比較多在想的是，我該怎麼對待別人，我的權力到哪裡？我可不可以吐一個壞人口水？……我不太是為了死刑犯，而是為了我自己，我不想做一個會吐他口水的人……」張娟芬語畢，我怔愣了一會兒，然後我突然意識到，作為一名「反死刑支持者」的我，其實並未將自己與死刑連結在一起過。我支持廢死是因為「即使是罪大惡極者，都應當保有生命權」，我支持廢死是因為「個人都不能動用私刑以報復，為何國家可以動用公權力行刑？」我支持廢死是因為「我們的政府不僅毀田、毀民宅，還可以殺人！」通篇都沒有「我」的存在，因此我只能作為一個「反死刑支持者」，但不是運動者，因為我沒有主體認同。

如此向下，也許張娟芬之所以言「殺戮的艱難」，正是將自己與殺戮行徑合嵌的結論。她這麼說道：「廢死運動的主體不是死刑犯，也不可能是，我們根本沒辦法動員到他們，他們很多的價值也是殺人償命。死刑雖然不是關乎我們的生命，但我們在乎是因為，如果我認為國家沒有權力殺人，在民主國家中，國家殺人我也有一份，它是公權力，它在殺人就是用我的名義去殺人。這種人才是廢死運動的主體。」同樣的邏輯，連結到社會上經常採取「死刑犯也認為自己該死」的態度，就成為支持國家以公民的名義「加工自殺」，「這就像是如果有人要跳樓，要我幫忙推一把，我才不要！為什麼我要幫忙推？想死自己去死。」

於是，一則公共議題，以往反死刑總是被銜接上「正義」、「寬容」、「慈悲」的大愛氛圍，突然轉向成為小我的問題。但小我作為一名公民時，「我」究竟要賦予國家權力到什麼極限，其實轉個方向思考，正是我的權力極限何在？死刑從來都不艱難是因為，收屍的不用是我，即使是我賦予國家手中拿著斷頭刀……

平地一聲雷
我們被一陣恐懼籠罩
彷彿監獄大門即將潰堤　死刑犯人將淹沒我們的街道
－《殺戮的艱難》，頁259-260

今年三月的寫照，正如同張娟芬在跋中如此所寫。社會大眾如此恐慌死刑犯人滿街跑，只因為殺不了他/她；白冰冰的眼淚一再地流，吳敦義代表神明蓋章「人神共憤」。

沒有人可以代替神明，但有人可以代表受害者家屬。受害者家屬照顧的問題，成為張娟芬在網路上經常被質疑的問題。張娟芬嚴肅地說，「難道不廢死就不用照顧嗎？我有朋友在英國路上被搶，幾天後政府機關打電話來問要不要諮商，免費的，我聽了好羨慕……受害者家屬保護與維持死刑是兩個問題，受害者家屬保護，不是用死刑當做這個制度的替代品……」然而，實行困難又耗費金錢的受害者家屬保護制度，始終被排除在台灣政府機關的門外，死刑成為台灣人唯一的安全感來源。

報復的需求、安全感的來源，牢牢將死刑鎖在台灣這塊早已經歷過多歷史傷痛的土地上；就如同轉型正義從未在台灣真正被落實，因此我們只能持續憤恨與對立。白冰冰與何海新的眼淚，其實背面控訴的，應當是台灣受害者家屬支持與保護制度的空乏，傷痛的無法出走與憤恨的無處宣洩，在成為死亡受害者家屬的悲慟之後，繼續成為受害者保護制度匱乏底下的受難者。

如果死刑作為一把正義的旗幟，那麼在此邏輯底下，何以同樣今年爆發江國慶性侵女童案遭槍決卻為無辜誤判的案例時，這些正義捍衛者未曾現身抗議？媒體也輕輕放下？張娟芬的看法是，當加害者是國家機器時，大家都不發聲了。但其中牽涉到的，何止國家機器作為加害者？默不作聲的民眾難道不是加害者的共謀？張娟芬向下分享她的思考過程，說道：「與廢死聯盟看《鐵案疑雲》時，我覺得電影很好看，但我認為，誤判不是反對死刑的好理由。然而，特別是支持死刑的人，必須要認真面對誤判這件事情，必須面對判錯了怎麼辦？」十年內，台灣的冤獄賠償金將近四十七億，關錯人可以賠錢，殺錯人怎麼賠命？張娟芬舉例，倘若一間工廠有一種機器會夾斷工人手指，另一種會夾斷工人的頭，你會不會說既然手指都會斷了，那就用會把頭夾斷的吧？！「死刑就是把人家頭夾斷，為什麼風險比較小的你卻不要？」是的，連藝術修復都懂得「不可逆」的規則，為何我們在對待人命的態度，卻連藝術品都比不上？

行文最後，借張娟芬的口，問一問讀者，「國家如果要蓄奴，你/妳同不同意？」她的答案是：「蓄奴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殺人的刑期是十年起跳。蓄奴都不行，怎麼能殺人？何況，蓄奴不會討論誰是奴隸，奴隸多壞都是你家的事，為什麼國家能不能殺人，就跟這個人是誰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