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如何保護證人？◎張升星

2010-12-20 中國時報 
【張升星／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認為周占春法官在審理煙毒案時，未將檢舉人的資料重新彌封，使其身分曝光遭受恐嚇，因此認為法官涉嫌「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機密」而提起公訴。毫無意外，台灣社會淺薄的公共政策論述，對於檢察官的邏輯照單全收，口徑一致地批評周法官未善盡保護證人的責任，應予嚴懲。這些貌似專業的「司法評論」，卻充斥著積非成是的夸夸其詞，應予辨明。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基本觀念，法官為什麼要保護「證人」？社會總是假設檢舉犯罪的「證人」都是忠肝義膽，見義勇為的公正人士，但是司法實務的經驗告訴我們，未必盡然！因為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案件進入審判之後，檢察官和被告的法律地位「平等」，被告即使遭到檢察官起訴，仍然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而檢察官為了證明被告犯罪，必須提出人證、物證，透過檢辯雙方的交互詰問，才能定罪科刑。所以刑事審判程序中的「證人」，要不是有利於檢察官的「控方證人」，否則就是有利於被告的「辯方證人」。這些證人的目的不同，動機各異，可能基於金錢給付、條件交換、推卸責任、設詞誣攀、迴護共犯、避重就輕等，反正彼此利害衝突，立場相反。因此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法官的職責就是維持審判程序的公平，讓檢察官和被告雙方的證人毫無顧忌，充分陳述。

所謂「法律另有規定」，就是為了避免證人害怕報復而不敢作證，所以制定《證人保護法》作為檢察官鞏固證據的武器。依照《證人保護法》的規定，保護措施包括隱匿身分，隨身保護、禁止接近和短期安置等。但是千萬不要搞錯，《證人保護法》的目的是讓證人能在公開法庭履行「據實證述」的義務，而不是賦予證人「豁免作證」的特權！換句話說，只要在司法程序成為「證人」，就必須面對來自於對造當事人的詰問與質疑，因為被告的詰問權正是刑事審判的「正當法律程序」。但是近日輿論卻認為法官應該保護證人身分祕密，不必面對被告，以免心生畏懼云云，顯然錯誤！

如果沒有知識，至少也要看電視！好萊塢的電影裡面，阿諾飾演的不死英雄，奮不顧身的保護關鍵證人，最終目的就是要讓證人在公開法庭指證被告，絕對不是要讓證人豁免作證。

本案檢察官未將該名證人列為應受《證人保護法》保護的證人，則其起訴的法律基礎何在？殊堪質疑。依起訴書所載，檢察官引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八條和「法院刑事案件檢舉人身分保密作業要點」第二條作為根據。但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是由法務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而第八條所稱「各查緝機關、單位受理毒品案件之檢舉時，應迅即調查，依法辦理，對檢舉人之姓名應絕對保守祕密，並切實保障其安全。」等語，顯然是規範負責查緝毒品的「行政機關」，不是嗎？難道，連法院「公開審判」的基本原則，也要臣服於法務部「保守祕密」的行政命令嗎？

至於《法院刑事案件檢舉人身分保密作業要點》第二條所稱「對於依法令應保密身分之檢舉人，其真實姓名、性別及其他足資識別檢舉人身分之消息、物品（例如：照片）等資料，應嚴予保密，並於卷面上為適當之註記」等語，既然不是《證人保護法》所保護對象，如何構成「依法令應保密身分之檢舉人」？檢察官捨棄「法律」規定，卻以上開「施行細則」、「作業要點」為憑，除了利用社會既有的政治偏好進行新聞操作之外，實在無甚可觀。

退步言之，如果法官應該彌封而不彌封，就算瀆職；那麼檢察官應依《證人保護法》請求保護但卻消極不作為時，該當何罪？難不成檢察官疏於保護證人時，就以起訴法官來替自己解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