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13 中國時報
王兆鵬／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二○○四年我即在臺大法學論叢發表論文《建構我國速審法之芻議》，這幾日立法院正審議司法院提出之「妥速審判法草案」，我毫無喜悅，只有憂慮。被害人無不希望法院速審速決，被告更不願意在「法庭流浪三十年」，但臺灣的司法成績單，直令人失望。司法院最近推出之「妥速審判法草案」，名稱響亮，能解決問題嗎？不會！
良醫治病，無不尋其源；將軍制敵，莫不擒其首。司法院的「妥速審判法」，既不正視病源，又未對症下藥，稱為雞肋，亦不為過。遺憾者，立委袞袞諸公，亦不解癥結之所在，似有意讓此法案過關，此吾人憂心之所在。
展開妥速審判法草案，其核心內容為案件繫屬法院經十年或六年而仍未判決確定者，在符合一定之條件下，即產生相當之法律效果。沒超過六年或十年的案件，就不是遲延？司法院草案通過後，臺灣就不再有審判遲延的問題嗎？司法院高官、立委諸公，應該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為何仍汲汲營營非要此草案過關不可？
速審問題糾纏難解，求其速，恐失之草；求其慎，又不能不緩。司法如秤，一頭低，一頭必昂，如何均衡相關利益，豈可不戰戰兢兢。在司法院為速審問題召開第一次公聽會時，我即建議設立代表各方之專門委員會，徐徐謀取國家最大利益，司法院不採！學者專家於多次之公聽會中，皆指陳其草案瑕疵嚴重，司法院不理！民間團體提出之對案條文中，亦要求司法院應設立中立、超然之「速審研究及檢討委員會」，研究及檢討刑事審判遲延之原因，並訂定訴訟規則及提出修法建議，司法院亦斷然拒絕。一切一切，只能說臺灣未必有迅速審判，但絕對有迅速立法。曾幾何時，司法院也開始像行政部門一樣重視立法的業績？
美國國會在一九七四年制訂「速審法」，開宗明義就表示要同時兼顧公眾與被告的利益，將案件速審速結。該法非常嚴格、非常詳細地規範審判應如何迅速進行，但也不是只求迅速而棄發現真實與人權保障於不顧。甚至規定檢察官或辯護人操控程序延滯訴訟，得視情形沒收律師酬金最高至四分之一或科檢察官罰金。因為該法大幅度改變過去的審判實務，美國國會乃設定五年的「日出條款」（即許多法律效力在五年後生效），讓法院在這段期間內自行調整，俾能遵守法律之強制規定，法院並得在這段期間就法律之窒礙難行處向國會提出修法建議。在聯邦政府制訂速審法後，全美國各州起而效倣，現在幾乎各州皆立有相似的速審法，管控審判進行的速度。雖然案件遲延在美國仍偶有發生，但一切都攤在陽光下檢驗，究竟是制度或人的原因導致審判遲延，顯而易見，無所遁形。
與美國法比較，司法院的草案內容太簡陋、太浮淺、太不負責任了。然而，問題不在草案內容，而是面對複雜的司法爭議時，臺灣是以如何的方式與過程解決問題？立法院最近閉門協商「妥速審判法草案」，律師及人權團體皆遭摒於門外不得參與，學者專家亦不與聞。見微知著，從此一草案之立法過程，即約略窺知臺灣司法政策是如何形成，也是吾人一再憂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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