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恫嚇論的謬誤◎黃丞儀

黃丞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反對廢除死刑的論述當中，在哲學基礎上最有力的就是所謂的「死刑恫嚇論」，其主張為「國家實施死刑，可以在未來嚇阻數件殺人案」。近年來隨著統計分析工具的進步，不少美國經濟學家利用新釋出的犯罪資料，試圖從實證的角度證明「恫嚇效果」確實存在。其中最驚人的就是 Hashem Dezhbakhsh等人於二○○三年提出的數據，認為每執行一個死刑，就可以嚇阻十八個殺人案的發生。但是這些數據具有高度爭議性，賓大華頓商學院的經濟學家Justin Wolfers曾徹底分析這些論文的數據，指出他們在統計上的種種謬誤。

退一步言，假使統計迴歸分析無誤，「恫嚇論」是否如其主張者所言，無論本務論者或功效主義者都必須接受：死刑是一種合乎道德的刑罰？這恐怕是廢死運動不能迴避的重要問題。許多廢死論述—包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Furman v. Georgia），都建立在「死刑是一種過度殘酷的刑罰、不合乎人性尊嚴」的論述基礎上。但殺人犯本身的行為也是「過度殘忍」的，被害者的生命也是無辜的，如果死刑可以使更多人免受「殘酷、不人道」的待遇，那這種「以命換命」的命題在道德哲學上應該是可以被證立的。

廢死運動可以提出的初步回應是：這種以結果來正當化手段的「後果說」（consequentialism），將開啟「潘朵拉的盒子」。比如說：鞭刑可以有效遏止偷竊，所以我們應該採取鞭刑。甚至說，如果某些國家的實證資料證明，剁掉一雙手，可以比鞭刑嚇阻五倍多的偷竊犯，所以肉刑（砍手）有存在的必要。另外一個發展方向是，為了要讓死刑產生更大的恫嚇效果，應該像某些國家那樣公開槍決，或者是遊街示眾，藉由公開展示死刑的執行，甚至加強死刑的慘狀（五馬分屍、凌遲腰斬），讓人民產生害怕與敬畏，才可以遏阻更多的殺人行為。這種後果論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將鼓勵大家往更極端的刑罰和更不人道的刑罰去發展。

換個角度想，如果刑罰不斷加重，或者不斷殘酷化，這個世界就會變得百分之百安全嗎？大家都會被恫嚇得不去犯罪嗎？如果是的話，國家應該要逐年提升死刑的執行數，因為假設一個死刑可以嚇阻五個殺人行為，國家如果只執行九十九個死刑，而非一百個，或五百個，那絕對是有愧於無辜的人民。「恫嚇論」推演到極端就是，越多的死刑可以保障越多的人民，最後社會治安就靠死刑了，警察也可以省點事。

此外，殺甲，可以嚇阻乙的犯罪行為嗎？尤其是看不到的死刑，只存在於想像，還有嚇阻效果嗎？甚至說，如果要用「以命換命」的計算方式計算的，對有些殺紅眼的人，可能根本還覺得賺到，因為死刑只能殺我一人，不會殺我一家，反正我死只一命，殺三人五人甚至十數人，以一換十，這還算很划算的交易。那我們是不是要因此恢復株連九族的刑罰？由此可見，恫嚇論很難從「後果說」上站得住腳。

此外，如果犯罪所能獲得的利益，遠遠超過於生命，那死刑恐怕一點嚇阻效果也沒有用。比如說革命帶來的政治變動，或是為了宗教而打的聖戰，或是活著已經沒有太大意義（鋌而走險）。再者，犯罪被捕獲的機率如果太低，只依賴死刑，恐怕潛在犯罪人也不見得會被嚇阻到，因為就算有死刑，被抓到的機率還是太低。從而「死刑恫嚇論」只會變成警察刑事偵查技巧不求長進的藉口，就跟刑求一樣。

說到底，死刑如果沒有嚇阻效果的話，那就只剩毀滅的意義：讓犯人終極地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但是終極毀滅是嚇阻論者不想去談，也不願意去談的。因為那在道德評價上，是以殺止殺，是等價的殺戮行為，沒有「殺一救五」的效果，也沒有辦法積極地證立國家殺人的正當性。

其實，廢死論者和反廢死論者是有共同交集的。大家相同的關懷是如何讓社會更安全，讓我們的生活可以免於恐懼。但是，死刑在道德上是否能夠被證成，充滿爭議。倘若撇開這些道德、宗教和政治上的爭論，而採取一種務實主義（pragmatism）的看法，進一步可以問：有什麼樣的替代方案可以取代死刑，而且確保社會安全？刑事制度應該如何強化被害者的權益保障？如此將可帶入更多層面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制度設計，讓廢死爭議從抽象的「理念」雲端走向細膩的政策比較、選擇，也才能照見具體現實的黑暗幽微。廢除死刑不應是個是非題，而是複雜的人生選擇題。

（本文部分刊登於2010年4月8日中國時報，並改標題為《廢除死刑 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此為完整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