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06 中國時報
本報訊
黃東熊：當年前司法院長施啟揚提倡司法改革，我曾建議他如果以下兩件事辦不到的話休想司法改革。第一是減輕法官案件負荷量，否則案子那麼多要詳細調查不可能，進修時間也沒有，案件那麼多導致審判潦草品質降低，再加上法官無時間進修素質降低，所以很多法官學理最強的時後就是考上司法官考試，之後逐年下降。第二，法官觀念要改變，否則法律就算改一百遍，法官還是以不變應萬變，人的觀念不改變，制度也無法上軌道。此外，法官培養教育也有問題，白色恐怖那一套還在用，最沒有民主化的是檢察官和法官，我前幾天開庭遇到一個法官，開庭時非常兇罵被告，問被告為何不回答，我代被告回答卻被法官罵「問被告你回答什麼？你想要當被告嗎？」我都會被修理，其他律師會怎樣，遭遇恐怕更慘。
我認為，法官教育至少外表要民主化，不能把白色恐怖那套沿用到現在。法官檢察官現在被批評沒有人權觀念，是因為當司法官前被羈押一年（註：指司法官訓練所）左右，人權觀念都被磨掉了，尤其有家庭的女孩子不能回家，人格通通扭曲了，法官作人的道理都不曉得要來審判人，這是什麼審判制度，天下有這種矛盾的事情嗎？
顧立雄：我們都理解法官是在做神的工作，檢察官是非常有權力的特殊公務人員，他們的任何一個動作對人民生命財產影響很多，但他的出身來源卻跟一般公務員差不多，大學畢業考試然後到司法官訓練所，比一般公務員頂多多個一兩年，他的資格取得來源是沒經過社會檢證就匆忙去當法官檢察官。
在過去威嚴時代透過檢察一體約束，讓年輕檢察官不致於猛虎出閘到處亂衝，但相對而言受到節制太多、上級干涉太多，九○年代後，台灣民主化多元化，要求檢察官有一定獨立性，但是過於強調個別檢察官獨立，卻忘了檢察一體，個別權力不受節制，年輕檢察官的經驗、思考都不夠會造成很大問題。
法官也是如此，他在做一個很難的工作，每個人看起來講的都對，卻搞不清楚誰在亂講，但他的經驗能力事實上沒經過社會檢證，相對英美法系對法官任命的限制，我國顯得不足，註定一個失敗的根源，問題在這地方，要從根本處理。
許兆慶：司法官培訓是很大的問題，許多人當了司法官後法學素養下降、社會歷練從此封閉。我們的司法官訓練是把司法官集中在司訓所，對心理的養成、社會互動都是負面的影響。
法官要做的工作是處理人事間的事，但從培養第一天開始就把他與社會隔絕，司法長輩還說不要跟外界、律師接觸，從進司訓所第一天就註定法官要與世隔絕，這是制度上很大問題，訓練與工作都與世隔絕，卻要處理千變萬化的法律糾紛，這也難怪常遭批評審判背離社會現實。每個個案也許只是司法人員繁忙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但對當事人而言卻可能是一輩子的事，也是唯一一次與司法的接觸，人民對司法的觀感就是在每一個個案中累積，期許所有司法人員都能多一點同理心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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