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具有 刑事人權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刑事人權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誰來監督? 給我司法楊志良◎陳長文

2010-04-19 聯合報
陳長文/法學教授

衛生署長楊志良以「醫界恥辱」痛批涉嫌「假癌患、真掉包」詐領保險金的醫師。楊署長的「快人快語」振聾發聵,特別是面對包括署立醫院在內的弊端,也能斷然處置的態度,更讓筆者頗是感觸:司法院和法務部事實上是獨占的事業,它的陳痾也不輕,對人民權益產生傷害且兼及身心;如果再考慮到司法服務的獨占性質,問題的嚴重暨其窘迫程度,更令人扼腕。

究竟為什麼在司法領域就出不了一位楊院長、楊部長、楊檢察總長…呢?相對於司法積弊之深之重,即使再多出幾位也不算太超過。

對於醫師的監督,包括醫師自我要求、專業社群自律、醫院內控管理、主管機關監督,乃至市場競爭淘汰與法律責任究辦等等,由內而外構成系列的課責網絡。

反之,關於法官與檢察官的監督呢?在強調避免不當干預的司法改革已見成效之後,現在卻反換成有司法監督不足的疑慮。這實在讓人頗有扶得東來又西歪的喟嘆。別忘了,這家醫院不好大可再找別家,但是案件承辦呢?除了少數的替代紛爭解決機制(民事為主)以外,「司法」可是沒辦法藉由市場競爭來獲得監督改善。

更嚴重的是,法官與檢察官是平亭曲直、摘奸發伏的最後希望,但是當要由自己人來辦自己人時,這個本來在定位屬性上是他律的機制,也就一轉而又變回還是在「圈內」自律的範圍裡了。直言之,就是連法律究責的最後防線都大有問題。

舉例而言,刑法所規定的「濫權追訴處罰罪」,從行憲至今尚未有一位檢察官因此被起訴過,遑論定罪。以太極門等案等為例,已聲請冤獄賠償成功之後,原承辦檢察官侯寬仁是否涉嫌濫權呢?再例如,拉法葉案的偵辦過誤等等,社會迄今也都還在等待檢察機關依法對「自己人」追究刑責。

此外,像流浪法庭卅年那樣拖延十數或數十年後獲判無罪的案件,有那一位司法人員受到懲戒?這些案件無罪,只有三種可能,一是檢察官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濫權起訴;二是當事人有罪但檢察官怠忽職守、搜證不全即予起訴;三是法院的判決不當。不管是那一種可能性,有誰受到懲戒或追訴?許多人因此清白被毀、受押遭囚、乃至於家毀人亡,難道都沒有人要負責嗎?

為什麼多年來冤獄賠償金額已經給付了十數億元以上,可是卻從來沒有一位法官、檢察官依法被求償過?請問賴英照院長、曾勇夫部長或黃世銘檢察總長:其中有無典型官官相護的結果?

如果說,楊署長「快人快語」是因為比較沒有被官場中相護鄉愿習氣同化的緣故,那麼,也請許給我們敢痛陳「司法恥辱」,令行嚴飭官箴的司法首長。

2010年3月31日 星期三

觀念平台-無罪推定原則不能讓步◎張娟芬

2010-03-31 中國時報
張娟芬/作家

回想起來,二○○三年真是司法改革大放異彩的一年。一月,纏訟多年的蘇建和案「大逆轉」,三人獲判無罪;二月,新的《刑事訴訟法》公布,九月正式上路,「無罪推定」的精神正式寫入法條,相關措施包括:被告做刑求抗辯時,檢察官負舉證責任;重案與弱勢被告一律強制辯護;落實直接審理原則等等。

「無罪推定」,說起來容易,實踐起來卻破綻百出。例如,蘇建和案判無罪,就是因為法官認為既有證據無法證明三人涉案;然而許多媒體卻如此詮釋:「這不代表他們沒有犯罪,只是證據無法證明而已。」

這就好像說,某甲去逛書店,離開的時候警鈴誤響。某甲打開背包讓店員檢查,以證明自己的清白,果然背包裡並沒有任何可疑物品。結果店員說:「好吧,那你可以走了;可是,那不表示你沒有偷我們的書喔!只是證據無法證明罷了。」

無罪推定原則本來是強調「證明有罪之前,所有人都是無辜的」。重點是把人視為無辜的。但是橘逾淮而為枳,這個觀念到了我們這裡卻餿掉了,變成「被判無罪以後,還是不表示他沒犯罪」,這是把人視為準罪犯了。無罪推定原則「大逆轉」,變成不折不扣的有罪推定。

在這一波輿論裡,有罪推定的思維更是隨處可見。以陸正案為例,案件還在審理中,被告邱和順等人已經被羈押二十二年。當庭勘驗偵訊錄音帶的時候,可以明確聽到邱和順不時慘叫,自白顯然不是出於自由意志;當年辦案的檢警人員也有多名已經遭到彈劾懲處、判刑確定。然而不少人因為對被害者家屬的哀痛感同身受,就在「無罪推定」的原則上讓步,也一併喊著應速審速結、趕快將邱和順等人定讞槍決了。

其實,被害者家屬痛失親人,心情上一定偏向有罪推定,這是人之常情,換了任何人,可能都免不了如此。如果法庭因為同情被害人家屬,就「將心比心」的「有罪推定」一番,結果很可能是冤判與錯殺。

社會大眾對被害人家屬的支持與同情,應該指向監督政府落實被害人保護制度,而千萬不能犧牲審判品質。無罪推定,就是不能犧牲的審判原則之一。

與二○○三年相較,二○一○年實在無所進展,除了無罪推定似乎走回頭路以外,強制辯護仍然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強制辯護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國家保障被告的防禦權,因為法律是一個被告不懂的遊戲,所以要有專業的辯護人來確保被告的權益。但是《刑事訴訟法》第三八八條卻大開後門,容許國家於第三審時逃躲這個責任,侵害了被告的防禦權。

尤其第三審是法律審,是非常專業與細節的,被告如果沒有辯護人,就等於置身於一個他完全無法理解的遊戲裡,結果制度上的三審,在實質上縮水變成剩下二審。這個漏洞能不能補起來,現在球已經踢到大法官手上,二○一○年司法改革將成正成長或負成長,就看大法官了。

殺無赦?◎林峰正律師

林峰正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由於檢察總長提前出缺,總統提名法務部次長黃世銘出任檢察總長,依法院組織法規定,需經過立法院同意。黃次長在答覆立法委員為何目前有四十四位已判決確定的死刑犯尚未槍決時,回以「我贊成廢止死刑,但為了尊重司法,已判決確定的死刑犯應依法執行」。

此語一出,我國已有超過四年沒有執行死刑,待決死刑犯人數達四十四人的事實立刻搬上台面,法務部長王清峰也身陷風暴中心。不是就該依法執行嗎?過去王部長對於死刑的相關問題大多低調處理,頂多是主張廢止死刑是她的個人信念。此次,面對有備而來要求依法執行執行死刑犯的壓力,她選擇一次將理念與意見表達清楚,發表「理性與寬容」一文,且在電子媒體訪問時,表達願為死刑犯下地獄的立場,還脫口而出「要我殺人我辦不到」。其後,總統府與行政院相繼表示應依法執行死刑的態度,王部長意識到政治上的支持已不可得,旋即辭去法務部長一職。此一事件由開始到結束,不過歷時五天。

法務部長有權不批准死刑

眾人質疑王部長的主要原因是,法院已三審判決確定,為何王部長可以僅憑一人的理念堅持即否決那麼多法官的共同決定?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國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度向來不高,此由各式各樣的民意調查即可證實此言不虛,就連歷任司法院長都不敢否認這個事實,無一例外倡言要改革司法,只是從來都不到改革成功的地步而已,但若將場景轉移到死刑判決,似乎大家馬上都完全信賴司法判決,一切誤判的可能性立即歸零,不也怪哉!是否往後都建議法官們儘量多判死刑,因死刑判決最容易受到多數民眾的信賴。

另一個質疑則是,既已判決死刑確定,法務部長即應「依法」批准死刑執行令,不批准就是「違法」。我國刑事訴訟法與死刑執行相關的條文在461條,是這麼寫的:「死刑,應經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令准,於令到三日內執行之。」這裡的司法行政機關就是法務部長,這條法律授權法務部長有核准死刑執行的權力,但是從法條文字上完全看不出來,對法務部長核准權訂有任何期限。外界攻擊王部長不批准執行令就是違法,不知依據何在。且在同一個條文的但書還說:「執行檢察官發現案情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者,得於三日內電請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再加審核。」說明了對於死刑執行的謹慎心態。法務部為了執行死刑的問題,也曾頒佈「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認為死刑案件經聲請再審、非常上訴及大法官解釋,都不得報請部長令准,這個要點早在1999年5月4日函頒,並非王部長自行為死刑犯量身訂做,足證法務部早在十年以前即藉此要點的頒佈表達慎刑的立場,依此要點規定認為死刑犯已提出釋憲聲請應暫停執行,竟被解說為「不依法行政」,顯然對相關法規有所誤解。

廢止或暫緩死刑是國際共識

依國際特赦組織的統計,迄去年為止,全世界已有139個國家在法律上廢止死刑或有十年以上不執行死刑,業已超過全球國家總數的三分之二。據悉,去年仍執行死刑的國家僅有25個,執行人數則以中國居首,因中國將死刑執行人數列為國家機密,故實際人數,不得而知,相關的估計由數千人到上萬不等,其他還有伊斯蘭世界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也是執行人數較多的國家。在工業先進國家中,美國、日本、南韓及台灣應是吸引國際關注的焦點,尤其後三者均集中在亞洲,被認為具有類似的儒家傳統。南韓已第十三年不執行死刑,日本目前係由明確表達廢止死刑理念者擔任法務大臣,暫時不會執行死刑,台灣則有超過四年不執行。因為中國在死刑議題上的「表現」,同文同種的台灣便成為國際觀察的指標,咸認為台灣若能廢止死刑,當能對中國造成明顯的道德壓力。

再者,聯合國曾在2007、2008連續兩年,在大會上通過呼籲仍存在死刑制度的國家,應暫緩執行死刑,藉以營造社會討論的氣氛,台灣過去的四年不執行死刑,即是依據此一脈絡而來。歐洲議會曾在2002年籲請南韓、日本、台灣廢止死刑,且高度肯定台灣去除唯一死刑的規定的努力,也不脫這樣的理路。在未能立即廢止死刑的國家暫緩執行,是目前的國際共識,否則為何有法律尚未廢止死刑,但若超過十年不執行即為「事實上廢止死刑國家」的分類,據悉這樣的國家共有三十六個,為何獨獨台灣的法務部長被攻擊為「不依法行政的人」?台灣是不是又要自外於國際人權共識。

我國在去年3月31日由立法院批准了二個國際人權公約(民進黨執政時已提出,遭國民黨在立法院封殺),其中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規定,死刑犯都有請求赦免或減刑的權利。依兩公約施行法的規定,這個人權公約的條文已發生國內法律的效力,各級政府機關都應遵守。

國民兩黨都曾支持廢死刑

但我國的赦免法老舊不堪,只有八個條文,也欠缺死刑犯請求赦免或減刑的程序規定,前開人權公約規定形同具文。準此,擁有赦免與減刑權力的馬總統是否同意死刑犯的請求是一回事,但我們總要賦予死刑犯們請求的管道與程序,這是法治國家最該重視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眾人皆曰可殺時更要注意該要求的程序,這才是真正的依法行政!

另外,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88條規定,強制辯護的要求在最高法院不適用。換句話說,有一些死刑犯是在沒有律師為他辯護的狀況下判決確定的,這也是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死刑犯已向大法官提出釋憲的聲請。當然,釋憲的標的同時見於死刑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的規定,卻同樣未得到大法官的回應。

說了這麼多,只在表達完全贊同依法行政的要求,但這簡單的四個字背後還有許多功課要做,例如審劾個案是否仍有聲請再審及非常上訴的理由,翻修赦免的規定以符合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第六條第四項的要求,等待大法官對於刑事訴訟法第388條及其他死刑規定有無違憲的結果等。古人都說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矣,在人權法治進展到如此境地的現代台灣,為了殺人要如此迫不及待嗎?

最後,要提醒兩大黨的是,請注意政治人物言行一致的問題。國民黨的朋友,請注意馬英九總統就任之初即發表逐步廢止死刑的政策方向,在立法院也是國民黨主導通過主張廢除死刑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民進黨的朋友則請回頭看看1999年5月9日在第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明確主張「尊重生命,嚴防冤獄!研議廢止死刑的可能性」,以及陳前總統與前法務部長陳定南所表達廢止死刑的立場,並在民進黨執政的2005年底首度停止死刑執行的事實。

(本文部份刊登於玉山周報第41期〔2010年3月25日出刊〕,並改標題為《全球139國已廢止或暫緩死刑 台灣呢?》,此為完整原文。)

日本法官的鞠躬道歉◎吳景欽

2010-03-30 聯合報
吳景欽/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三月廿六日,日本宇都宮地方法院為纏訟多年的足利事件,畫下休止符,審判長在宣判無罪的同時,向被告深深一鞠躬,並道歉,為了這句話,被告足足等了十七年半。

一九九○年五月十二日,日本足利市發生兒童失蹤事件,隔日清晨,被發現陳屍於附近的河川邊,而在被害者的衣服上發現有體毛與體液斑,由於無目擊者,因此警方將矛頭指向死者所就讀的幼稚園司機,即當時四十三歲的菅家身上,並為DNA鑑定,由於當時DNA的比對技術剛剛萌芽,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在鑑定報告中,雖確認被告與行為人為同一,但亦記載準確率僅為千分之一點二。

而在僅掌握DNA鑑定報告下,警察為規避律師辯護,強制將菅家帶往警局,並以疲勞轟炸的詢問方式,不斷的恐嚇菅家,並聲稱警方已掌握充足證據,若不自白,必然會被判死刑。菅家在無助、無奈與驚恐下為自白,而警方早已在媒體等待與期盼下宣布破案,被告也從此失去自由,並於二千年七月在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後確定。

全案雖經確定,但在日本律師界奔走下,終在二○○九年六月獲得再審裁定,其關鍵是DNA比對技術的進步,而足以排除當時的鑑定,當初被認為牢不可破的所謂罪證,也被重新檢視,如被告四十三歲未婚且獨居,竟也成為其有戀童傾向的輔助證據,既可笑,更可悲。

回想民國六十七年,三位第一銀行的職員,因押匯的問題,而遭檢察官以貪汙罪起訴,纏訟達卅年,歷經史無前例的更十二審,最後雖經無罪判決確定,但在聲請冤獄賠償時,有兩位職員竟被以「確有誤導」檢方羈押為由,而遭司法院否決,還得聲請釋憲,大法官雖已做出釋字第六七○號解釋加以否定,算是還給被告一個公道,但我們要問,是誰造成如此的結果?是調查員、檢察官、還是法官?在參與司法人員不少的責任分散下,恐變成無人必須為此負責的窘境。

日本司法人員很有勇氣,向被告承認錯誤,即便傷害已無法挽回,但仍值得肯定。若類似狀況在我國發生,我們的司法人員也應有如此勇氣承認並矯正錯誤,司法不會因此崩潰,反而使人民更佩服司法的道德與勇氣。

2010年3月18日 星期四

社論-殺警案的血淚教訓

2010-09-19 聯合報

一場激烈槍戰,一名警察殉職,兩名被告先後就逮;歷經十三年官司反覆審理,最後定讞呈現的事實卻讓被害人家屬難以接受,因為殺人的竟是已經無罪開釋的那名被告。

這就是台北縣刑事小隊長林安順案件顯現的司法荒謬。八十六年十月,林安順接獲線報,率許振發、李仁和到中和查緝毒販陳達民、李得陽,盤查時遭陳開槍反抗,許眉心中彈重傷;林安順與陳對峙,最後因左右胸中彈死亡,陳亦身中數彈遭支援警力逮捕。李則帶著林的槍逃離,幾天後被抓。

就家屬或一般人來看,現場兩名罪犯都到案,若非兩人共同槍殺林安順,也會是其中一人;但是,經漫長周折的審判下來,竟沒有人必須為林安順的死擔負刑責,這十三年的偵查、審判,到底在做什麼?

林安順案在最高法院判決定讞前,共經七回事實審。一審採信起訴內容,認定陳達民、李得陽先後開槍擊中林安順的右胸、左胸,造成林死亡。接下來就情勢丕變,二審、更四審、更五審改認是李得陽擊發致命的兩槍,更一審到更三審則指陳達民才是開兩槍殺人者;而更二審李得陽殺人獲判無罪,因檢察官未上訴而確定,與更五審指李是凶手的結論相左,因而造成今日家屬的不平,也引起社會的質疑。

從官司的發展觀察,陳達民、李得陽兩人被法官認定開槍襲擊林安順的次數「平分秋色」,而在場三名警察、陳達民中槍的時間、經過,李得陽是否開槍傷人後逃逸等情節,每一審都有出入,和案發現場一樣「混亂」。

混亂的主因之一在案卷中的科學證據太少,關鍵證據只有林安順的相驗報告,不但現場槍枝上的指紋未被採集、遺留彈頭上血跡的比對不夠完整,現場血跡分布屬何人所有,亦付諸闕如。法官因而必須大量仰賴證人的證詞填補事件的空白,一旦證人的證詞有出入或翻供,判斷就跟著輪轉,連測謊都成為重要參考。

事涉一位英勇刑警小隊長之死,檢警不致無視他的犧牲,起訴當時大概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就是這兩人犯案,那有什麼問題;然而判決講究證據,不能想當然爾。

在二審認定陳達民不可能一開始開槍打中林安順右胸,因右胸中彈之人無力再與陳對峙搏鬥,進而推翻起訴陳、李兩人各持一槍的事實時,檢警「就是這兩個人」的樂觀隨之破滅;因為,如果無法證明陳、李兩人有共同殺人犯意,就必須弄清楚到底是誰開槍殺人。

以目前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據法則」「罪疑唯輕」的要求,若無法證明誰開槍,為避免冤枉任何一人,就可能出現兩人都判無罪的極端結果。實際判決時,因李得陽提前在更二審時無罪確定,法官最後因無法證明是陳達民開槍,而以殺人未遂判刑,卻又罕見地處以無期徒刑的重刑,似乎多少有些彌補被害人家屬受創的心理在內。

家屬當然不要這種彌補,他們要知道真凶是誰,以告慰死者在天之靈。更二審檢察官蔡瑞宗未上訴致李得陽無罪確定,分明過於大意;其實遺憾早於蒐證不足時鑄成,槍戰縱難回復現場,然而本案許多基本功都沒做,以致無法更趨近事實,李得陽即使能再審,也會審的很辛苦。

要避免類似的血淚教訓,檢警起訴的品質一定要加強。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的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檢察官不能把足認的證據標準放在百分之五、六十,而要儘可能提高,一旦失去的證據找不回來,就會發生如林安順案的模糊難斷。

林安順案七次事實審,審審認定的事實皆有出入,更凸顯審判荒謬,縱使推動速審法,也無法解決此困境。司法院應加速改革訴訟制度,讓一審成為主要審斷事實的地方,以免讓檢察官、法官心存僥倖,總認為還有後面的法官可以承擔調查事實的責任,結果淪為集團混仗,各審之間作出不同的事實認定,徒傷司法公信而已。

此外,本案被害人家屬權益受漠視的情形也值重視。法院忘了寄判決書給被害人家屬,檢察官不上訴也沒事先徵詢家屬意見;被害人雖然不是刑事官司的原、被告,實際上卻是最重要的一方,判決結果讓家屬失望固無論矣,連判決過程都傷人,司法實須痛自檢討。

2010年3月5日 星期五

法務部擬速偵法 納行政命令規範

[記者項程鎮 / 台北報導] 法務部昨天部務會報決議,擬將「妥速偵查法草案」內容列入「檢察官辦案應行注意事項」,避免立法延宕,影響司法改革,但司法院推動的「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不打算跟進,司法院認為以法律位階要求法官妥善審判,較訂立行政命令為適法。

法務部研擬的「妥速偵查法草案」,希望改善部分檢察官積案多年、遲未結案情形。草案規定,如不起訴案件被高檢署三度發回再議,將改由高檢署自行偵結,不再發回地檢署。另外,案件偵辦超過2年仍無結果,檢察首長有權指示移轉,把案子改交其他檢察官負責。

2010年3月5日 自由時報 B4社會版

2010年2月25日 星期四

村上春樹與阿扁延押◎ 林裕順

年前,高院以阿扁涉嫌「重大犯罪」,並有「相當理由」足認逃亡之虞,作成繼續羈押裁定。惟本項裁定引用「釋字六六五號解釋」壯膽助勢,但細觀該項裁定論述說理,不僅糟蹋大法官維護人權苦心,並違背現行法令規範邏輯,被告律師應抗告救濟或再提釋憲,以匡正司法逆流。

先前,大法官於釋字六六五號解釋,為避免專制時代衙門審判「嫌疑刑」復辟,特別強調:「倘以重大犯罪之嫌疑作為羈押之唯一要件,作為刑罰之預先執行,亦可能違背無罪推定原則。」惟大法官為能跨越作成解釋門檻,「極其罕見」採行合憲「限縮」解釋方式,將重罪羈押劃下紅線設定前提:「於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亦即,對於重罪羈押,大法官已然告以「死罪」,惟變通論處「緩死」,令其苟延殘喘。

但或大法官婦人之仁、為德不卒,導致高院裁定「誤會」大法官肯認重罪羈押,甚至「見樹不見林」誤認:「前述相關要件並不必達到須有客觀事實」,以具有「相當理由」為已足。若此,不僅忽視重罪羈押背離「無罪推定」普世價值,並且違反司法院「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六十三條規定,有關強制處分「相當理由」的解釋適用,應明確「有客觀之事實為依據」。同時,法庭審理若不能「實事求是」,將無異電視脫口秀「見影開槍」,無的放矢多傷人權。

日本民主黨秘書長小澤一郎縱橫政壇四十年,去年夏天主導該國眾院選舉實現戰後難得一見的改朝換代政黨輪替,卻因下屬秘書政治獻金記載等問題接受「特搜部」調查,不僅總理大夢戛然而止,隨著案情發展政治生命或將告終。但是相關涉案秘書等雖經逮捕、羈押,起訴後亦隨即交保釋放,該國並無羈押逼供、避免串供或證據調查未備之論理。

阿扁訴訟歷經檢察官偵查、起訴、一審,高院延押裁定卻仍指稱「案情複雜卷證浩繁,均待調查以利形成心證」,似乎凸顯我國司法仍以羈押被告,承擔審判「無效率」,彷如「人質司法」,甚至法官扮演「包青天」,背離「審檢分立」,違背現代訴訟基本要求。

我國司法若未體察「無罪推定」等國際人權思潮演進,將彷如村上春樹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演講的警世惕語:「體制照理應保護我們,但有時他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 2010-2-24 自由時報,作者為國立警察大學刑事系副教授,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2010年2月3日 星期三

詐欺修法 人民何辜◎林峰正

監察院最近成了社會目光的焦點,理由是一度彈劾檢察總長陳聰明不成,在各界批評聲浪不斷下,終於讓彈劾案過關。更進一步,監察院還要求總長的直屬長官立即處置,但不待長官處置,總長提出辭呈,掛冠求去。

上個月,監察院另通過李復甸及沈美真兩位委員主查,關於「司法院未秉持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旨,竟任令台灣高等法院濫用《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規定,以被告上訴未敘述具體理由,裁判駁回,不當剝奪被告上訴權」乙案的調查報告。本案當然不如彈劾檢察總長來得吸睛及富戲劇性,但若論及對於一般市井小民的重要性,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話說將近三年前,司法院主動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61條,指為避免檢方或被告上訴不附理由,乃要求日後若提起上訴須附「具體理由」以免訴訟延滯。在立法院審議時,立法委員和法務部代表都指出不反對修法提升訴訟效率,但要注意是否有些法官日後會將形式上已提出上訴理由的案件逕自認為不夠具體就以其上訴不合法駁回;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因為人民不一定聘有律師,我們只會做形式上的審查,且規定要寫「具體理由」,比較有教示性。根據立法院公報記載以上的討論過程看來,這樣的條文修正似乎只是督促上訴者要儘早提出上訴理由,且會顧慮到多數沒有律師的被告,不會任意以其上訴不附「具體理由」就駁回上訴。

欺負弱勢言而無信

此規定在2007年7月開始適用,迄今為止所能查閱的司法院統計數據顯示,每年以上訴不合法為由駁回上訴的件數自每年平均不到200件(1999年至 2007年),遽升為2008年的3470件,2009年(統計至11月底)的4924件(佔全部結案件數的四分之一),暴升為平均值的25倍,且這些案件的被告有95%以上是沒有請律師或請不起律師的人。

監察院的調查意見認為修法後實務操作的結果,使人民的上訴權利遭受法律以外的不當限制,有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第十六條訴訟權保障的規定之虞,乃提出調查報告要求司法院檢討,並聲請大法官解釋。

修法之初,司法院信誓旦旦,主張為革除實務上不附理由上訴的流弊,非做不可。尚且在面對修法有害人民的質疑時,虛言安撫。但徵諸實際卻使得新規定有如法官清除案件的除草機,一旦出動,清潔溜溜,所傷害者絕大多數是沒有律師協助的人民。官方以這樣的方式對付弱勢百姓,算什麼正義。民間司改會公開或私下向司法院反映,所得到的都是最高法院也支持高等法院的做法這種答覆。官官相護自古皆然,最後被迫向監察院陳情舉發此事。

說一套,做一套,司法院的做法有如詐騙集團,如此言而無信的司法院,如何期望其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又有何顏面高喊司法為民?詐欺式的修法,人民何辜!

2010年02月04日蘋果日報
作者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律師

「《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規定,以被告上訴未敘述具體理由,裁判駁回,不當剝奪被告上訴權」監察院調查報告.pdf全文下載(PDF格式,635KB)

2010年1月24日 星期日

限制律師辯護 法務部別過頭

2010-01-21 中國時報 孔傑榮專欄

孔傑榮、陳玉潔

中國政府對人權律師的持續打壓,近來已鮮少登上國外的頭條新聞。監視、威脅、剝奪律師資格、以致於起訴維權律師,在中國大陸都已習以為常。甚至主張政治改革的維權律師高志晟,在警方拘押下「失蹤」的悲劇,也很少引起人們注意,高律師現在恐怕已遭遇不測。

即使是不涉足政治的辯護律師受到處罰,在中國大陸也不足為奇。最近北京律師李莊因涉嫌教唆當事人說謊、賄賂證人而被定罪判刑,要不是因為案子涉及重慶當局不尋常的「打黑」(查辦組織犯罪)行動,李莊案不會引起任何外媒注意。

相較之下,近來台灣政府開始對限制辯護律師感興趣,這倒是一則「新聞」。雖然馬英九總統上星期在台灣司法節慶祝大會表示,政府將更努力推動司法改革以落實人權保障,但其下法務部的作為卻與此背道而馳。

去年,在追訴前總統陳水扁貪汙的案件中,陳水扁辯護律師的一些行為引起了法務部的關注,法務部當時試圖追究陳水扁律師所謂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的責任,但最終「律師懲戒委員會」認定律師並未違反相關規定,因此決議不付懲戒。現在,法務部想要藉由修法來懲罰「妨害司法」的行為,法案一旦通過,勢必會限制辯護律師的活動。

法務部提出的刑法修正草案,在幾個方面都將危及台灣十年前所採取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務部草案反映了中國傳統對辯護律師不信任的態度,草案不但未支持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基礎|檢察官與辯護律師的平等對抗,反而將使台灣律師面臨中國大陸律師所遭遇的一些危險,可能包括長期的牢獄生涯。

修正草案其中一條擬處罰「使」被告或他人「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於刑事案件「有重要關係之證據」之行為,處罰對象包括一般人和律師。草案針對的是唆使行為,即使是被唆使的人沒有著手實施犯罪,也沒有任何實害發生,唆使行為也會成罪!此外,草案也懲罰「使被告」於審判或偵查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陳述」之行為。如此一來,如果被告抗辯說審判前的自白是警方刑求而來,但法院不予採信的話,被告律師可能會因為建議被告推翻自白而被起訴。在中國大陸,這樣的風險像「達摩克里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一樣,長期懸在律師的頭上,時刻威脅著律師,因此,即使刑訊逼供在中國相當普遍,律師有時也不敢建議當事人提出刑求抗辯。

另一條草案條文同樣令人擔心,該條要懲罰將「相關證據資料之重要部分」於訴訟程序外為「不正當之使用」,但甚麼是「不正當之使用」?甚麼又是「相關證據資料之重要部分」?根據法務部的說明,此條文是為了避免例如召開記者會公布卷證資料等行為(即使是公開審判程序)。然而,這將會壓制人民和媒體監督司法程序所不可或缺的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這些限制,即使在其他民主社會有類似規定,其正當化理由通常是為了避免陪審團的決定受到媒體壓力,可是台灣並無陪審制度。

更加有問題的是,法務部竟然在「藐視法庭罪」加上藐視檢察官罪的規定!誠然,法律制度需要有效、公正的程序來處罰拒絕遵守法院合理命令的人。但是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下,律師和檢察官透過法庭攻防說服中立的法院採信其主張,雙方是處於平等的地位,如果律師因未能聽從檢察官的命令,便要被科以刑罰,十分荒唐。

法務部官員似乎不瞭解,台灣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在大多數情形下不能再被視為「司法」的一員,他們的地位和功能與法官大相逕庭。

不出所料,法務部的修正草案還沒有送到立法院,就引發律師界強烈的反對。雖然法務部強調草案非針對律師而來,但其事實上會對律師的辯護造成負面的影響。草案若是通過,台灣的公民自由度勢必再被重要的非政府組織降級,例如一直以來支持台灣民主進步的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上周的報告已經指出台灣去年在保障刑事被告權利上的退步。

目前完全不清楚的是,究竟有沒有必要對辯護律師設下更多限制來防止「妨害司法」行為,法務部未提出任何實證研究,證明目前法令和律師執業倫理均不足以規範相關行為。再者,修正草案中各條文所使用的模糊字眼,容易造成濫用、引起困惑,進而壓制公正刑事程序所需要的有力辯護工作。

每個國家都必須確保司法權的有效行使。然而,各國也都需要積極的辯護律師來監督刑事程序中可能發生的違法濫權。如果法務部的草案成為法律的話,或許台灣辯護律師的處境,將開始與中國大陸律師的困境相去無幾。

(孔傑榮 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紐約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陳玉潔,台灣律師,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陳玉潔譯。英文原文請參www.usasialaw.org。)

2010年1月19日 星期二

事後審 請開大門走大路

2010-01-19 中國時報 ◎ 尤伯祥

 朱楠主任檢察官於十五日在時論廣場呼籲速修改刑事訴訟法引進事後審制,司法院假道速審法並非正途,誠屬洞見。但也有部分觀點與民間所見不同。

 據筆者所知,律師界及民間團體從未徹底反對事後審,所反對者,是沒有完整配套、未經深思熟慮,就在官方自我感覺良好的情況下貿然修法。過往經驗顯示,這種立法模式的結果,往往過度向官方利益傾斜(如第二審的修法,實際上是為減輕法院的工作負擔),而以犧牲人民權益為代價。

 二審採取事後審,意味事實審應僅在一審進行一次,而且上訴的技術難度大幅提升,沒有專業法律知識難濟其事,嚴重縮減人民現有的訴訟權利。既屬對人民權利的限制,就必須有足夠正當的理由。官方既然要取消人民在第二審查明事實真相的權利,可敢擔保第一審的正確率已可信賴?光看目前嚴重偏低的辯護率,官方可敢斷言在卷證併送制度下,放任沒有律師協助、也沒有完整閱卷權的被告,獨力挑戰檢察官與充滿「黑資料」的卷宗,訴訟結果不會出錯?

 事後審提高上訴門檻,必然提高一審裁判的維持率,但也同時增加錯誤未被糾正可能性。若因而造成冤案,怎麼辦?若官方拿不出這種擔保,卻又堅持採取事後審,則是否應強化人民在偵查及第一審的權利保護,作為補償?目前極度嚴苛的再審實況是否一併檢討?具體而言,至少要有具體的立法配套提升偵查及第一審的辯護率,並強化辯方調查事實的能力(例如,直接賦予被告傳喚辯方專家證人的權利)。對於無辯護人之被告,也應賦予完整之閱卷權等。

 朱文謂司法院十年來採取包括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在內的修法,已建立「堅實」的第一審,認為當下採用事後審無虞。然法律畢竟是人來操作,書面法律條文與實務風貌乃至裁判結果沒有必然關連。加之目前實務,名為覆審實為續審,則覆審制之「為患」,是否有官方所言嚴重?恐怕須提出更具體實證資料,證明非引進事後審不足挽審判體系於既倒,否則難杜悠悠之口。

 其實事後審顯著提高了上訴的技術難度,使不具法律技能的當事人更須倚賴律師上訴,反而提高律師的「市場價值」。關鍵在於,當事人是否會因為事後審提高上訴難度,就放棄上訴?從目前二審上訴三審實際情形看,答案極可能是否定的。只要判決結果難令當事人甘服,尤其刑事判決涉及人身自由、名譽、財產甚至生命的剝奪,當事人就有上訴的動機。

 誠如朱文所言,沒有人喜歡因案件一再發回而浮沈訟海,但公眾更不會喜歡一昧求速所造成的誤判,甚至冤案。這正是速審法草案的盲點。在筆者看來,沒有完善配套措施就要引進事後審,其實與搶立速審法的謬誤無異。(作者為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

自由之家提出的警告

2010年1月18日 蘋果日報 ◎ 林峯正

馬政府的肅貪政策獲肯定,但司法人權卻暴露瑕疵。圖為挺扁民眾抗議情形。資料照片



美國知名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在幾天前公布年度自由評等報告,台灣仍被列為完全自由國家,相對於中國被列為完全不自由國家,其間的差距實不可以道里計,也難怪近來台灣內部重量級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多數民眾擔憂政府過度傾中,從自由之家的年度報告內容看來,台灣民眾的恐懼有其客觀的事實基礎。

該報告指出,台灣政府因努力肅貪使得高官與民代被偵辦,因此在政治自由上有進步,由原本的第二級調升為第一級。另一方面,前開被告在法律上應有的權利並未被充分保障,故而認定公民自由不進反退,由第一級降為第二級。換言之,馬政府的肅貪政策原則上受到肯定,但司法程序上的瑕疵也被清楚地暴露出來。
司法人權暴露瑕疵

對於程序正義的要求一直就是司法改革的核心議題,若回顧過往一、二十年台灣司法改革的軌跡,著力最深的正是刑事訴訟程序改革。諸如將檢察官的搜索、扣押、羈押、監聽等強制處分權都交由法官決定,要求檢警偵訊被告時應全程錄音錄影,無罪推定原則的法律明文化,引進證人交互詰問制度,無一不是為了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權利保障,但仍遇到一定的反對聲音,直指提倡以上改革的人們只是在為被告說話,無異於魔鬼代言人。

這個現象在扁案中尤為明確,民間司改會在案發初期便多次公開發表意見,肯定肅貪,但請當局注意刑事訴訟法上偵查不公開的規定,勿任令偵查所得的內容四處流竄。此外,關於法官決定羈押陳水扁前總統時,也提醒應嚴格審查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並注意大法官第392號解釋以來一貫認為羈押是最後手段的闡示。

可惜的是,以上的訴求仍遭到不少攻擊,質疑民間司改會是否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其實,有關司法實務上慣常違反偵查不公開規定,以及羈押浮濫侵害人權的意見,早在扁案發生以前便多次提出,只是多被簡化為被告既然是壞人,為何要花力氣保障他們在《憲法》上應有的人權。殊不知不管好人或是壞人都可能一夕之間變成被告,若不注重程序正義,早晚會將好人送上斷頭臺。
程序正義立國之本

此次自由之家的年度報告不過是再次提醒世人,程序正義是法治國家的基本構成要素,並對已發生在台灣的實際案例提出警告。若以如此標準視之,司法院近期內所推動的妥速審判法草案中,關於限制久懸不決個案被告上訴的機會,以及法務部尚在內部研議增訂的《刑法》妨害司法罪章中,對於訴訟資料引用加以限制,並科以刑責所引起的寒蟬效應,顯然都通不過程序正義的檢驗。

兩個與司法正義最最相關機關的所作所為,恰恰相繼推出悖反司法程序正義的立法草案,倘若生米煮成熟飯,草案變成法律,以自由之家的標準,來年台灣是否還能名列完全自由國家顯然大有疑問,馬總統大表自豪簽署兩個國際人權公約,要將台灣的人權標準與世界接軌,也會立即面臨跳票的質疑。

作者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律師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Justice delayed, justice denied /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In Taiwan, criminal cases can go on indefinitely and defendants can be detained for years, even decades, on end. A proposed speedy and fair trial law aims to tackle the problem — but critics say it would only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

在台灣,刑事案件可以無限期進行下去,而被告也可以被連續羈押好幾年、甚至數十年。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司法院) 著手制定一個妥適、迅速且公正的審理法──但許多評論者也表示,這部法律只會讓整個情況更糟。

By Celia Llopis-Jepsen, STAFF REPORTER, Sunday, Jan 03, 2010, Page 13, Taipei Times
記者Celia Llopis-Jepsen報導,星期日,2010年1月3日,頁13,台北時報

譯者/邱麗玲 校正/楊宗澧



On Dec. 21, 1987, a young boy disappeared while walking home from school in Hsinchu. Lu Cheng (陸正) was only 9 years old. His family never saw him again.

1987年12月21日,新竹一個年僅9歲的男孩,陸正在步行放學途中失蹤。從此,他的家人再也沒有見過他。

Shortly after his disappearance, Lu's family was contacted by the kidnappers, who demanded a ransom that the family then paid. But the kidnappers did not return their young victim, nor was his body ever found.

就在他失蹤後不久,陸家接到綁匪的電話;對方指定贖金,陸家也隨後支付贖款。但是綁匪不但沒有釋回這男孩,甚至連屍體也未曾尋獲。

Twenty-two years later, the case of Lu's murder is not finished. It is currently Taiwan's longest-running ongoing criminal case. Of the 12 original defendants, three are still in court — Chiou Ho-shun (邱和順) Lin Kun-ming (林坤明) and Wu Shu-chen (吳淑貞) — fighting their convictions. Some of the suspects were also charged in a separate crime that occurred the same year — the murder and dismemberment of Ko Hung Yu-lan (柯洪玉蘭), a female insurance agent.

22年之後,這宗陸姓學童謀殺案尚未定讞。這是台灣目前仍在進行中最久的案件。在12個原始被告當中,有3個人仍在法院裡纏訟,力抗多次的有罪判決──他們分別是邱和順、林坤明及吳淑貞。本案的幾位犯罪嫌疑人也同時遭指控涉嫌同年發生的另一件刑案──女保險員柯洪玉蘭的謀殺及分屍案。

Taiwan has almost 200 ongoing criminal cases that have last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 draft law proposed by the Judicial Yuan — the “Fair and Speedy Criminal Trials Act” (刑事妥速審判法) — aims to resolve cases like these. But critics are taking sharp aim at the bill, calling it “perverse” and warning that it would cause more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台灣有將近200多個超過10年而仍在進行中的案件。司法院推出《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原本旨在解決這類的案件。但是批評者也疾言厲色地指出,這是一部包藏禍心的法律,甚至警告這個法律將會造成更多的司法錯判。

The case of Chiou, Lin and Wu (commonly known as the Lu Cheng case or, in legal circles, as the Chiou Ho-shun case) is one of Taiwan's most controversial — none of the evidence in either crime was ever linked to the defendants. Fingerprints found on a bank slip handled by Lu's kidnapper did not match those of any of the people arrested by police. Prosecutors claimed a recording of the kidnapper's voice matched that of one of the 12 defendants, but the whereabouts of the tape are unknown.

邱和順、林坤明及吳淑貞的案子 (本案多以「陸正案」這個名稱為人所熟知,或者在法律圈中以「邱和順案」稱之) 是台灣最具爭議性的案件之一。本案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有罪。在綁匪拿過的銀行字條上所採樣到的指紋,與警察所逮捕的所有嫌疑犯的指紋,沒有一個是相符合的。當年檢察官聲稱綁匪的錄音與12個被告的其中一人吻合;然而,該捲錄音帶至今依舊下落不明。

The defendants were arrested based on a tip and held incommunicado for months, during which time they were tortured and confessed. The sounds of torture were caught on audio tapes of the interrogations, and in the 1990s several police officers were impeached and convicted of torture and lying to the court.

當年,這些被告因為祕密情資被逮捕,並且收押禁見數個月。這期間,他們在刑求之下供出認罪自白,而警察的刑求錄音都顯示在詢問過程的錄音帶中。在1990年代,有多名警察因為這項證據而被監察院彈劾,法院也對這些警察作出有罪判決。

Yet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s were used against them in court and all were convicted.

儘管如此,這些被告的刑求自白依舊被法院採用,作為認定他們有罪的證據。

Then, six years ago, a man named Hu Guan-bao (胡關寶) made a chilling confession just before his execution. Hu, who had headed a kidnapping gang, said he had killed Lu. The confession was ignored.

大約在六年前,一名叫做胡關寶的死刑犯於伏法前作了個令人不寒而慄的自白。曾經身為綁架集團首腦的他,坦承就是自己殺害了陸正。然而,這個自白並未受到重視。

Chiou has spent more than two decades in a cell at Taipei Detention Center while his case continues. He has been through trial after trial. At every High Court trial he is convicted, after which the Supreme Court — like clockwork — orders a retrial based on flaws in the case. His case goes back to the High Court, where he is again convicted. He is now in his 12th High Court trial.

邱和順已經在台北看守所裡待了超過20年的歲月,而他的案件依舊在進行中。就如同日復一日的時鐘器械一般,他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審判。在高等法院每次的判決裡,他都被認定有罪;而上訴到最高法院之後,他的案件又一再因審判瑕疵而發回更審。這個案子目前又回到多次判定他有罪的高等法院,這也是他在高等法院裡面第12次所面對的審判。

Of the three defendants still in court, Chiou faces the death penalty, while Lin and Wu face prison terms of 17 and 11 years, respectively — shorter, ironically, than the 22 years they've spent waiting for the case to be resolved. Lin, like Chiou, has spent those 22 years in the Taipei Detention Center. Wu, a woman, is allowed to live at home while the case proceeds.

在三名依舊遊走在法庭的被告中,邱和順是唯一一個面臨死刑的被告;至於林坤明及吳淑貞,則是分別面臨17年及11年的刑期。然而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這卻是他們耗費了22年所等待到的結果;兩相比較之下,審判的期日竟然比宣判的刑期還要長!林坤明,就如同邱和順一樣,都在台北看守所裡度過22年的歲月。至於本案唯一的女性吳淑貞,則是在本案進行中,得以在家裡與親人一起生活。

Of the other nine original defendants, one died in prison and the rest eventually dropped their right to appeal after losing hope of being acquitted.

至於其餘9名的原始共同被告中,已有1人死於獄中,剩餘8人則是在對無罪宣告的判決失去希望時,甚至放棄了他們的上訴權。

In Taiwan's criminal system, trials for murder and other serious crimes can bounce indefinitely between the High Court and Supreme Court. This is because the Supreme Court can remand a case to the High Court for retrial as many times as it likes.

在台灣的刑事訴訟體系中,涉及謀殺以及其他嚴重犯罪的審判案件,都可能無限期地在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間來來去去。因為,只要經過最高法院認定有疑義,就會一再地把案件發回給高等法院更審。


JUDICIAL PING-PONG / 司法乒乓球


The result is that some cases become stuck in a kind of legal limbo. In legal circles, this situation is called shangchong xiaxi (上沖下洗) — being “flushed up and washed back down” between the High and Supreme courts.

這樣一來的結果就是,有一些案子會「卡」在這個「合法的程序」裡頭。在法律界,這個狀態俗稱「上沖下洗」,也就是在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間來回循環,不斷上訴又駁回。

This is especially common in controversial cases, lawyer Lin Feng-jeng (林峰正),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Judicial Reform Foundation, said in an interview.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執行長林峰正律師在一次的訪問中表示,「『上沖下洗』正是對台灣爭議性案件最常見的評論!」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longer a case runs, the less likely it is to be either truthful or just,” reads a statement on his foundation's Web site.

「就經驗而言,一個案子審理越久,就越難有真相及正義可言!」在司改會的網站上,就有著這麼一句聲明。

Chiou's case is a classic example.

邱和順的案子就是一個經典案例。

Even more troubling, defendants can be detained indefinitely while their case undergoes retrial after retrial.

即使時間越久而越難有真相及正義可言,但這些被告卻依舊在案件來回更審時遭到無限期羈押。

This fall, the Judicial Yuan responded to calls for change by proposing the Fair and Speedy Criminal Trials Act.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aims to stop long-running cases in three key ways:

今 (2009) 年秋天,司法院對於民間所提出的幾項建言及呼籲,推出了《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作為回應。草案提出幾項立法,旨要是希望藉由以下三點來停止長期訟累的案件。

‧ If a case has lasted more than 10 years (there are currently 187 such cases), the courts would be empowered to simply drop it — in which case the defendant would be found neither guilty nor innocent — or to commute the sentence, after which the ruling would be final.

‧如果案件已經持續超過10年 (目前有187個像這樣的案件) ,法院可以依其職權「終止訴訟程序」──如此一來,我們將無法得知該案的被告究竟是有罪或無罪。或者,還有另外一個作法,就是在法院作出最後一審的判決後,酌量「減輕其刑」。

‧ If a case has already lasted six years (there are currently 203 such cases) and the defendant has been found innocent three times by the High Court, the not-guilty verdict would be final.

‧如果案件已經審理超過6年 (目前有203個像這樣的案件) ,且被告三度被高等法院判定無罪時,該案也可以依此判決而定讞。

‧ If a case has lasted six years and been remanded by the Supreme Court for retrial at the High Court at least three times, and the High Court again convicts the defendant, the judgment would be final unless it violates the Constitution, a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or legal precedent; or if there is a substanti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s in the crime.

‧如果案件已經審理超過6年,至少被最高法院三度發回高等法院,而高等法院也已經再重起審理並判定有罪時,除非該判決違憲、違反司法院解釋、違背判例,或者有明顯重大違誤的事實認定,否則該次的有罪判決將可就此定讞。

The draft law was passed by the Judicial Yuan on Oct. 15 but has yet to be put to a vote in the legislature.

該草案在 (2009年) 10月15日於司法院通過,但至今尚未被立法機構投票表決。

But the proposal has drawn condemnation from lawyers, academics and others. The Judicial Reform Foundation and Taichung District Court Judge Chang Sheng-hsin (張升星) are among its most vocal opponents.

然而,這個草案卻普遍受到來自律師界、學術界以及其他團體的譴責及反對。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以及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張升星,都是這群反對聲浪的其中一員。

Chang, who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op-eds in newspapers attacking the law, says it “perverts legal theory.”

張升星在報紙專欄中強力抨擊該草案,並批評這是「悖離法學理論」。

“How did [the Judicial Yuan] calculate these magic numbers?” he wrote in the United Daily News. Why “six years with three retrials” and not “seven years with two retrials?”

「到底 (司法院) 是如何統計出這些速審法的魔術數字?」在 (2009年10月5日的) 聯合報論壇裡,張升星提出質疑,為什麼是「六年更審三次」而不是「七年更審二次」?

“Some [feel] the draft expressly assumes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he told the Taipei Times. “Otherwise why does the defendant have to win three times to be declared innocent?”

「這個草案,很明顯地就是假定這些被告都是有罪的。」他告訴記者說,「否則,為什麼那些被告必須贏得三次的無罪判決來宣告自己的清白無罪?」

“The whole draft law should be scrapped,” he said.

「這整部草案都該丟棄掉啦!」他說。

The Judicial Yuan is ignoring the real reasons a case like Chiou's can last 22 years, he said. “The situation can't be fixed with a law.”

「司法院完全忽視真正造成像邱和順案這樣22年案件的主要肇因。」張升星表示,「這些情況根本就沒有辦法用這部《速審法》來解決。」

Chang said the Supreme Court is a big part of the problem. It has the power to give a final ruling in controversial cases, but instead often continues to order retrials to avoid issuing a judgment that could draw criticism from the legal community.

張升星說,最高法院是這個問題的最大核心。它有權力定讞一個具有爭議性的案件,卻常常不斷發回高等法院更審,以避免自己成為那個在法律社群裡面被議論紛紛而遭致批評的人。

The Supreme Court is shirking its responsibility, Chang said. And the Fair and Speedy Criminal Trials Act, if enacted, would make that even easier — the court could simply drop a case after 10 years.

「最高法院在逃避它的責任!」張升星這麼說著。一旦《刑事妥速審判法》真的頒布施行了,那麼他們就能更輕而易舉的迴避問題了──因為法院只要在10年之後終止案件,就能解決一切紛爭。

But what if the person detained for 10 years was actually innocent? The courts could let the person go without having to admit their error by declaring them innocent.

但是那些被羈押超過10年的人如果真的是無辜的話,那又該怎麼辦呢?法院可以在不必承認任何過失的情況下,宣告他們無罪而當庭釋放。


PRESSURE TO CONVICT /輿論施壓定罪!?


This is a denial of justice, Chang said, because if an innocent person has been wrongfully detained, he or she is entitled to damages under the Compensation for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Act (冤獄賠償法). Yet if there is no final acquittal, the former defendant cannot apply for compensation.

「這就不是正義了啊!」張升星如是說著。「因為如果一個無辜的人被錯押,他們將可以根據《冤獄賠償法》的規定而得到補償金。然而,假若這個人最後並未獲得無罪的判決,這個人就無法請求冤獄賠償。」

Furthermore, although it would theoretically be possible to reopen a case that has been dropped, this would only apply if new evidence or facts are found, which Chang said would be highly unlikely.

除此之外,雖然理論上任何一個已經終結的案件都可以被重起再審,但這是只有在有新的證據或事實被認定的時候才可以聲請的。而張升星也表示,這是極度不可能發生的事。

Chang said the Supreme Court is also just too big — it is the largest final court of appeal in the world, with around 100 judges — and this leads to ver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aw.

張升星指出,最高法院的組織太龐大了──台灣有全世界最大的終審法院體系,有將近100名的法官──而這也是導致台灣有太多不同見解與法律解釋的原因。

There has been talk of downsizing for a decade, Chang said, but the number of Supreme Court judges continues to increase.

「台灣已經討論要縮編法院組織體系超過十年了,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數量依舊在持續增加中。」張升星說著。

One of the lawyers in the Chiou case, Greg Yo (尤伯祥), said the law is not only pointless, it's dangerous. It would “cause even more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he said.

邱和順案的律師團成員之一,尤伯祥律師也表示,「法律沒有一個唯一的定見,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這甚至會造成更多的冤案。」

Lin Feng-jeng of the Judicial Reform Foundation said the real problem the Judicial Yuan needs to tackle is the quality of its own judges.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林峰正律師甚至認為,司法院應該要正視問題的核心,也就是「法官的素質」!

Many judges do not believe in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even though this is guaranteed under Article 154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刑事訴訟法).

「很多法官不相信『無罪推定』原則,儘管這是在《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裡面所明文保障的基本精神。」林峰正這樣表示。

Judges ar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to put the “bad guys” behind bars, he said, even when there isn't enough evidence. After all, the public wants to see justice served. In some cases, judges may think, “this person couldn't possibly be innocent,” he said, even if there's little or no evidence. “They don't want to let someone get away.”

「法官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下將大家所認定的『壞人』關押到牢房裡去,即便他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被告有罪。」林峰正說。「畢竟,人民都希望可以看到司法展現它積極作為的一面;而在某些案件裡,法官甚至會覺得,這個人不可能是無辜的。」即便只有極少的證據,甚至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之,法官依舊如此認為。「因為,他們不想錯放任何一個人。」

Furthermore, in retrials, judges are reluctant to overturn the decisions of other judges. Reputations are at stake. When a case is retried, three new judges are selected at the same court, but these judges are the colleagues of those who ruled in the previous trial.

除此之外,在許多更審的案件中,有些法官甚至不想推翻其他法官的決定。對於那些想要在同僚中保有好名聲的法官,此時更是關鍵!因為當一個案件再審時,一個法庭將會選任三個新的法官;但是,這些新法官也同時都是前審法官的同事。

They don't want to contradict their colleagues, he said. “Otherwise, how can you explain cases like Su Chien-ho [蘇建和]. The evidence is so unreasonable.”

「他們不想跟他們的同事作對!」林峰正說。「不然你看,『蘇建和案』又該作何解釋?那些證據都很不合理啊。」

Lin Feng-jeng was referring to the case known in English as the “Hsichih Trio,” Taiwan's most infamous murder trial. The trio — Su, Liu Bing-lang (劉秉郎) and Chuang Lin-hsun (莊林勳) — were on death row for years until their case was reopened. Lawyers say there is no evidence linking them to the 1991 murders they stand accused of, and that they were tortured into confessing. The case is being retried at the High Court.

林峰正在此所論及的案子,通用的英文名稱為「汐止三人」案。這宗謀殺案的審理是台灣司法史上最惡名昭彰的一件。這三人──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被關在死刑牢房裡好幾年,直到本案更審 (才被釋放)。律師團認為,沒有任何一項證據指向他們在1991年涉及該宗謀殺案,而他們甚至被刑求逼供,承認莫須有的罪名。目前,這個案子再度於高等法院更審中。

Su You-chen (蘇友辰), the head of the trio's defense team, has also panned the proposed amendment, calling it “unsettling” in a recent op-ed.

本案辯護律師團的成員之一,蘇友辰律師,也在近期的報紙 (2009年10月6日聯合報論壇) 上大力抨擊,直說這是「令人不舒服」的法案。

Su, Liu and Chuang are at least fortunate in one sense: Perhaps because of intense public pressure, they are no longer in detention while their case continues. One of the three has since finished university. Another is a staffer at an NGO.

就某個層面來說,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至少是受幸運之神眷顧的。也許是因為強大的輿論壓力,他們不必在案件審理的時候再度面臨羈押。獲釋的三人當中,目前已有一人完成大學學業;而另外一人則是在人權團體工作。

But Chiou and Lin Kun-ming have not been as lucky. Nor are they likely to be released any time soon.

然而,邱和順及林坤明就沒有如此幸運了。短期之內,他們幾乎不太可能獲得釋放。

Last May, Chiou's lawyer Greg Yo filed an application with the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asking them to rule on whether indefinite detention is constitutional. The justices have yet to respond.

去 (2008) 年八月,邱和順的辯護律師尤伯祥聲請大法官解釋,要求他們就「無限期羈押」是否合憲做出裁決。但是這項釋憲案,至今尚未得到回應。

How can Taiwan allow detention without limit, Lin Feng-jeng asked?

「台灣怎麼可以讓『羈押』這個制度沒有期間限制呢?」林峰正問。

“These people have never had their sentences finalized, but in reality, they're serving life in prison.”

「這些人還沒得到最終的審判。但是實際上,他們已在獄中耗盡了他們的人生…」


NOT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hiou case, see the article titled “Groups pan judges over case marred by torture” on Page 2 of the May 22, 2009 edition of the Taipei Times, or read the article online.

備註:更多關於邱和順案的資訊,請見Taipei Times,2009年5月22日,第二版的「Groups pan judges over case marred by torture」報導。

2009年12月21日 星期一

馬總統的司改承諾

林峰正律師(民間司改會執行長)

二年前的12月10日,各黨候選人正值競選總統大位期間,當時的馬總統以紀念世界人權日為名,推出新世紀人權宣言,誓言捍衛人權,其中利用相當的篇幅強調司法人權的願景與目標。今年的5月20日,馬總統在其就職週年記者會上,公開對外宣佈下一階段的施政重點就是要做司法改革。

自今年年中以來,法界的談論焦點一直集中在1999年7月所召開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迄今已屆滿10年,到底成效如何?

10年前,民間團體的代表到總統府拜見李登輝總統提出司法改革建言,李總統當機立斷指示司法院要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三天會議所作成的結論不在少數,但在10年後的今天回頭一望,達成率委實不高,這是今年7月中研院所召開的司改10年研討會與會審檢辯學代表們的共同意見,民眾對司法的信賴度提昇有限,良有以也。事實上,根據中央研究院2008年底的民意調查顯示,仍有超過半數以上的民眾不信賴我國的司法。

全國司改會議召開後的10年間,前半段確實一鼓作氣通過了幾個改革法案,諸如法律扶助制度的設立、刑事訴訟制度大幅修訂,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等,但在後5年中就好像洩了氣的氣球,改革法案再難過關斬將,法官法推動立法20年,最近一次在2007年於立法院闖關不成是其著例。

進步改革力量消散,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復活。君不見近來官方所推動的法案率多堅守本位立場,民眾的需求不在其考量之列。就以司法院最近力推的「刑事妥速審判法」為例,學界無人讚成、律師界譏之為「疑難案件清理法」,就連基層法官所組成的法官協會也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公開反對,但司法院排除眾議,雖千萬人吾往矣,仍積極在立法院推案,據悉已在本週排入立法院司法委員會的議程。

另一方面,法務部也不遑多讓,最近推出刑法修正案,增訂妨害司法罪,要以刑罰處置評論司法的人,且將外國立法例中,妨害司法罪僅限於法官審判階段,逕自擴及到檢察官偵查階段,此舉又引起學界及律師界反彈。民間一再苦口婆心希望官方至少能消極配合進步法案的推動,但終究有如狗吠火車,缺少有力的政治奧援,改革淪為空談已是不可扭轉的宿命。
12月11日民間司改會與包含婦女、勞工、原住民、身障、新移民等十數個團體,共赴總統府拜見馬總統,表達在現今官僚把持的狀況下,只會造成磋砣時光不進反退的結果,總統既已多次表達進行司法改革的意願,就該付諸行動,否則倒霉的還是人民。

馬總統同意,在一個月內回應與會代表要求在總統府設司法改革委員會進行司改的訴求。我們願意等待一個月,也請社會各界共同督促馬總統實踐在過去2年內對司法改革的承諾。惟人民的耐性畢竟有限,倘若再有差池,未來的選舉就不能怨嘆選民的抉擇了!

2009年12月15日 星期二

司法法西斯主義的幽靈

羅秉成(刑事人權法案推動聯盟召集人、律師 )

2009年12月16日蘋果日報

不是危言聳聽,請注意!司法法西斯主義的幽靈即將來襲!

法務部近日推出「妨害司法罪章」的《刑法》修正草案,因內容有重挫刑事人權之虞,正反論戰激烈。此事發生在國際人權日前夕,又正是兩公約施行法起步之際,在一片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的祝頌聲中,反對修法的聲浪顯得格外刺耳且反諷。

草案第172-4條對於審判或偵查時,為不當之言詞、動作、或違反法官、檢察官之命令或指揮、或妨害司法程序之進行者科予刑罰,用「刑罰」措施保護法官、檢察官不容冒犯,爾後當事人及其律師在法庭上最好溫良恭讓,否則隨時有被以「行為不當」移送法辦的危險。也要奉告太過盡職的律師要有冒著犯罪危險為被告辯護的心理準備,在被告未判有罪前自己可能反而先被判罪。可預見辯護律師在刑罰陰影下未辯先驚,要使被告獲得強有力的辯護勢成奢談。

危害辯護制度

先進法治國家有為強化辯護權以對抗國家機器,俾保障弱勢被告之公益目的考量,猶且立法明文豁免辯護律師執行職務之言責不受刑事追訴,使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無後顧之憂傾力辯護。我國無類似之立法已屬落伍,竟然不進反退企圖以刑罰箝制、壓抑辯護律師之法庭活動簡直是古代衙門前「威武」禁牌的復活,危害辯護制度莫此為甚。

《刑法》學者黃榮堅教授直言:「如果未達妨害公務之地步,則在行政、立法、司法平等屬於國家公務概念的體制內,沒有理由單獨對於妨害法庭司法行為要有妨害公務罪以外的特別入罪規定」,足見本條立法的必要性及正當性堪疑。況法院審理案件時,若當事人或律師有「不當行為」致干擾訴訟進行,本有《法院組織法》、《律師法》(懲戒規定)可資約束,若有公然侮辱、妨害公務之犯行也有現行《刑法》之規定相繩,何有以刑罰「伺候」當事人及其律師之必要?倘一昧迷信刑罰至上論,恐怕會招致「刑法肥大症」的老毛病復發。

如草案第174-4條可稱之為「威武條款」,則第172-3條猶似「肅靜條款」,正是古代衙門下左右併立禁牌的再現。該條對於持有或知悉證據資料之人,在訴訟程序終結前,將持有或知悉相關證據資料於訴訟程序外為不正當使用者科處刑罰,疑是針對馬案及扁案而來,戲稱之為「宋耀明條款」或「鄭文龍條款」,應非過喻。但令人顫慄不已的不僅是辯護律師持訴訟資料對外召開記者會為當事人申冤可能遭致刑罰,甚至擴張至知悉者亦比照法辦,委實恐怖。若有媒體記者或一般民眾因旁聽法院公開審理過程,而知悉相關證據資料並據以公開評論,甚或撻伐司法不公、檢舉司法人員違失情形時,都有可能因此被究責。

此條文顯然會對公眾監督司法造成立即性的壓縮效果,形同以刑罰手段嚇阻言論自由,無怪乎黃榮堅教授批評:「基於資訊自由原則,本條限制任何證據資料皆只能為訴訟目的之使用,顯然違憲」、「所謂干擾司法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如果要設定為《刑法》條文,必須有一個清楚的概念界線,才能具備正當性」。
本次修法主軸完全是官本位思維,而不是立於「司法為民」的現代司法精神,這種草案一旦通過只會讓法官、檢察官更加官僚化,無助於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2009年12月14日 星期一

錯誤立法,矛盾辯白

陳重安(民間司改會工作委員、律師)

12月9日尤伯祥律師於中國時報發表「妨害司法罪何其重!」社論,批評法務部刑法部分條文修正,增訂了妨害司法罪章,並擴張教唆偽證罪處罰範圍。法務部隨即於當日以新聞稿回應(法務部新聞稿,PDF格式,130KB),然此回應非但未能釋疑,反而更突顯此草案之不合理及法務部之老大心態。分述如下。

首先,被告防禦權源自於無罪推定原則及不自證己罪原則係憲法位階之原則,法律對防禦權之限制都不得與憲法原則相違。簡言之,被告防禦權是在憲法之下運作,受憲法保護。法律只有在合憲的前提下才能對被告防禦權違規制。法務部之聲明,自以為法律為防禦權之終局規則,已係藐視憲法。

其次,關於草案第一六五及一六八條對於教唆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乃至教唆證人、鑑定人、通譯偽證之行為,增訂獨立處罰之規定。依法務部之聲明係為處罰教唆上開行為之人而與被告無涉,然實質上已嚴重侵害被告之防禦權。蓋並非人人皆了解法律,因此辯護律師之功能即在告知權利並分析案情,若禁止任何了解法律之人為前揭告知,無疑係在向所有被告宣示「法律上你有這些權利,但因為你不知道法律,所以你沒有權利」則已與剝奪該權利無異。且該規定過於模糊,違反法明確性原則。例如,法官於開庭時,告知被告有保持緘默之權,使本來不知有此權利之被告知悉並產生行使此權利之『犯意』,進而保持沉默,造成部分事實被隱匿,試問該法官是否構成「教唆隱匿刑事證據罪」。

第三,關於法務部對草案第一七二之一及之二條「騷擾證人罪(對意圖妨害作證、鑑定或翻譯,就自己或他人之案件,騷擾證人、鑑定人、通譯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之人科處刑罰)」之辯駁,不但自相矛盾且令人噴飯。蓋聲明引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3款對「騷擾」之定義來定義前揭條文的「騷擾」已係指鹿為馬,且該家暴法明確規定,騷擾者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但法務部聲明卻一面引用該條文一面於該段文末表示草案第一七二之一及之二條之騷擾為「百般騷擾證人」。試問,究竟是指任何打擾還是百般騷擾?法務部自己都搞不清楚,安能草率將草案提出。再者,若檢察官於訊問證人時,重複問相同問題使證人作出前後不一致之陳述,剛好後陳述係與事實不符,則該檢察官有沒有意圖妨礙作證(有希望證人作出與第一次真實陳述相異內容之意圖)而騷擾(重複問相同問題)證人,而構成本罪。

草案第一七二之三條妄言司法罪(對於持有或知悉證據資料之人,在訴訟程序終結前,將證據資料重要部分於訴訟程序外為不正當之使用者科處刑罰。)依其文義,指以任何形式知悉重要證據資料之人,於訴訟程序外為不正當使用,即違刑章。法務部聲明卻自行將該條文龜縮至不包括「依法庭旁聽所得知之訊息」已足見該草案之荒謬。其次,何謂「不正當使用」若社會瀰漫對被告不利之氣氛已可能影響審判之公正,辯護律師適時揭露對被告有利之事證以平衡輿論爭取公正審判,是否算是正當使用?蓋法務部既已自認輿論對審判或有影響,則當發生不利於被告之影響時,被告或被告之辯護人有沒有權利加以導正?還是法務部認為,「眾人皆約可殺」時,為正當影響,企圖使輿論同情被告,即為「不正當影響」?再者,「訴訟程序終結前」所指為何,若指案件完全確定且無再審或非常上訴之可能,則該期將可能長達十餘年,在此期間,任何對案件之評論,均有違法之可能,當然已明顯侵害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最後,法務部雖引德國法之例,卻自承德國法之規定係在避免「非專業之參審法官或證人」受到影響,然首先,我國目前並無「非專業之參審法官(當然也可能是法務部認為現在法官不夠專業)」。次則,證人本應依其所知之事實陳述,而非陳述其主觀情感,至於其供述與事實是否相符可透過交互詰問加以澄清,則此一極不明確之規定,已違反憲法比例原則、罪刑法定之法明確原則,更違反刑法之謙抑性。

草案第一七二之四條對司法大不敬罪(對於審判時或偵查時,為不當之言詞動作,或違反法官、檢察官之命令或指揮、或妨害司法程序之進行者科處刑責。)試問,當檢察官要求被告「說實話」被告卻保持緘默,算不算「違反檢察官之命令」?

總之,錯誤立法於先,矛盾辯白於後,已足見此草案之荒謬,且法務部網站上將該聲明置於「全力反貪腐 用心保人權─反貪倡廉郵票發行暨兩公約施行法施行聯合典禮」和「法務部對於『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之三點建議,兩項呼籲,特予回應」中間,三者對照不禁令人懷疑,是網站故障錯發聲明,還是法務部真的如此魯莽草率。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簽了兩公約照樣殺人

林峯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律師 )

2009年12月10日蘋果日報

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的前夕,眾多民間團體的代表齊聚在台灣高等法院門口,鵠候纏訟已第15年的徐自強案更六審的判決結果,希望可以爭取一個合乎人權標準的判決。

法庭內傳來徐自強再度被判死刑的消息,在場的徐自強本人、家屬、律師幾乎不能置信,這個被監察院指為判決違誤、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五次,還勞煩大法官作成第五八二號解釋的案件,上沖下洗,仍然維持原判,司法沒有認錯,徐自強有如籠中鳥,繼續悲鳴不已。

目睹哭倒在高等法院台階上的徐母,除了不捨,還有什麼辦法?司改會自2000年開始接到徐自強家屬的投訴,發現判決死刑的基礎竟只是所謂共同被告黃春棋及陳憶隆前後矛盾的說詞,陳憶隆還曾親自打電話給徐母說徐自強是冤枉的,也曾經寫信給檢察總長,承認咬住徐自強也一同犯案,只是為了拖延訴訟,冀免一死。人命關天,大法官作成第五八二號解釋,讓徐自強有和黃、陳兩人對質詰問的機會,可是高等法院卻不願給徐一線生機,依然採用胡言亂語的「共同被告」自白,夫復何言!若依大法官的解釋,未經對質詰問的共同被告自白,本不能作為證據,莫非高院法官不甩大法官,否則何以有此結果?

馬總統在3月底親自操盤,促成聯合國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在立法院批准,同時通過了兩公約施行法。法務部因此有了「人權大步走」的計畫,要檢討國內的法令及行政措施,如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要在兩年內修正。

人權大戲早早休矣

司法院也不落人後,在極短的時間內,以特快車的速度推出「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號稱要依公約的規定,保障人民適時受審的權利,不讓案件無限期稽延,更對外聲稱刑事審判中與人權相關的條款也要一併在兩年內修正。

乍看之下,不論司法院還是法務部,不約而同響應馬總統簽署兩公約的政策。人員訓練、法規檢討、制度條正,樣樣都來。但多數關心國內人權政策的相關團體卻逐漸有一個共同的觀察,那就是以政府相關部門在過去半年內的所作所為觀之,浮淺的公務員人權訓練,不知所為何來的法規檢討,還有學界無人支持,被譏為清理積案殺手鐧的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馬總統真要照單全收嗎?難道擁有法學博士頭銜的馬總統可以接受這些臨時拼湊的官方「人權政策」?

簽署兩公約並加以遵守實踐是民間長期的要求,馬總統願意正面回應,理應予以肯定。但人權實踐絕不是花拳繡腿,也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端出達不到立法目的「疑難案件清理法」(刑事妥速審判法別稱)就可交差。由此次地方首長選舉的結果可知,台灣人民的智慧不可小覷。如果簽署兩公約以後,還是無力阻止死不認錯的法官作出像徐自強案的判決,那又何必多此一舉,這場人權大戲可以早早休矣!

國際人權日的非人權立法

吳景欽(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就在國際人權日到來之際,法務部卻針對刑法的偽證罪為修正草案的提出,並增加妨害司法罪章,如此的草案提出,是建立司法威信所必須?還是一種人權倒退?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及不自證己罪權的保障,所以被告不僅可以保持緘默,同時若湮滅證據或為虛偽陳述,被告也無庸受到湮滅證據罪或偽證罪的處罰,至於教唆被告為湮滅證據或虛偽陳述,由於現行刑法第29條第1項的教唆犯成立,必須以正犯成立犯罪為前提,而由於被告本身不可能成立上述罪名,自然教唆者也無庸處罰。也因此,為了解決此漏洞,法務部認為此等妨害司法的行為,必須加以嚇阻,而提出的刑法第165條與168條的修正草案,而此類條款所處罰的範疇,雖包括被告以外之人,但最可能涉及者,卻屬律師無疑。

刑事被告相對於檢察官,不僅在地位上有落差,更在法律專業上處於弱勢,辯護制度的產生,正在於彌補這樣的地位差別,因此,基於一種信賴關係,律師自然成為被告最堅強的支柱。而任何被告的陳述,往往不可能全真,也不可能全假,這不僅是人的本能,也是法律所保障的權利,而就律師而言,若必須先行判斷被告所講者皆為真下,才得以為被告辯護,不僅挖空了被告辯護權,辯護制度恐也可休矣。惟若上述法條修正通過,在不可能期待被告不說謊下,律師對於被告的所有教導、告知、辯護的行為,將動輒得咎,尤其是關於虛偽陳述的判斷,往往是取決於法官的恣意,再加以司法實務往往以審判便利,而非人權保障為思考下,律師過於積極的辯護,反可能被以此罪論處,若此類條文被大量運用,將使被告的辯護權受到壓縮,社會對於律師的信賴與信任也將消失。

律師為刑事被告辯護,原本即背負著一種可能受大眾懷疑,甚至鄙夷的宿命,且常常必須面臨被告利益與社會公益間的價值衝突,而關於此衝突的選擇基準,卻又是那麼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欲藉由刑事處罰來建立司法威信,不僅是一種空中樓閣,更是一種人權保障的退步。

本文部分刊登於2009.12.09 自由時報,此為完整原文。

威武!法務部的歲末好禮來了!

尤伯祥律師(民間司改會常務執行委員)

歲末年終,禮尚往來,是人類社會不免的社交活動,法務部今年也不例外。就在昨天(98年12月7日),法務部舉辦了刑法部分條文修正公聽會,正式向外界宣告,將利用增訂妨害司法罪章,並擴張教唆偽證罪處罰範圍的手段,來閉塞評論司法的言路,並實質消滅辯護制度,作為給國人的年終賀禮。

首先,刑法第165條及第168條對於教唆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乃至教唆證人、鑑定人、通譯偽證之行為,增訂獨立處罰之規定,僅需有唆使行為即已成罪,無待正犯著手實施犯罪行為。按,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斯乃保護法益的最後手段,草案不待其所欲保護之法益(發現真實)受到侵害(法院因此事實認定錯誤)即動用刑罰,顯然是對不存在的法益危險進行防衛,明顯抵觸刑法上的法益理論,違反憲法上的比例原則。抑有進者,法務部在這兩條規定的修正草案裡,夾藏處罰教唆被告虛偽陳述以及使被告隱匿於自己刑事案件有重要關係之證據的罰則,不但悖謬被告有權緘默、不自證己罪之刑事訴訟基本原理,而且一旦被告被認為虛偽陳述或隱匿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辯護人即有被懷疑進而偵辦此罪的危險。一旦通過,日後有多少律師還敢放心與當事人交談進而給予諮詢?連與當事人談話都不敢,還侈談什麼辯護?修正草案通過那天,恐怕就是我國辯護制度死亡的紀念日。

草案第172之1及之2條是「騷擾證人罪」,將對意圖妨害作證、鑑定或翻譯,就自己或他人之案件,騷擾證人、鑑定人、通譯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之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對前述人等實施騷擾以外之犯罪行為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即使不是法律專業人士,也可意會,這個條文最大的問題在於,至今沒有人能講清楚何謂「騷擾」?可以預見,這兩條一旦通過,日後刑事被告必須冒觸犯此罪的風險找人幫自己作證,因為只要證人不歡迎被告,就有可能認為遭到被告「騷擾」。更可怕的是,由於條文用語包括「他人案件」,於是辯護律師也在射程之內:一旦辯護人與證人在法庭外交談,就有被官方指為騷擾證人進而法辦的風險。有多少律師願意冒自己被法辦的風險,熱忱為當事人辯護?如果律師不敢為被告熱忱辯護,被告在為自己蒐求有利證言時又束手縛腳,辯護制度還有多少意義呢?

草案第172之3條則是妄言司法罪,規定持有或知悉證據資料之人,在涉訟案件訴訟程序終結前,將持有或知悉相關證據資料之重要部分,於訴訟程序外為不正當之使用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正如前述的「騷擾」,此處的「不正當使用」也是可以輕易入人於罪的極度不確定法律概念。從草案的立法理由來看,法務部顯然認為證據資料只能用於訴訟攻防。司改會等社運、人權團體以往根據卷宗資料撰文、召開記者會,對蘇建和等矚目案件所為之批判,日後都可能被官方指為草案立法理由所稱引起輿論壓力,造成公審狀態,不當干擾司法的訴訟外抗爭。當評論、批判司法竟有可能構成犯罪時,司法與專制帝王何異?若一個當事人遭受司法不公對待(例如刑求),竟不能讓他的同胞知悉相關公務員的「罪證」,進而為其後盾,則龐大的司法機器將可輕易碾碎渺小個人。更可怕的是,這條規定處罰的對象尚及於「知悉」證據資料內容者。可以想見,名嘴、記者即使只是在法庭旁聽時知悉卷內證據資料內容,進而據以對個案進行評論,未來也可能被官方指為引起輿論壓力的訴訟外抗爭,進而法辦。無疑地,這會引起寒蟬效應,徹底閉塞評論司法的言路,進而杜絕公眾藉由媒體報導對司法的監督。一旦公眾不再能監督司法,司法恐將日益傲慢、獨斷,法治乃至人權保障還有未來嗎?

草案第172之4條是對司法大不敬罪,規定於法官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為不當之言詞、動作,或違反法官、檢察官之命令或指揮、或妨害司法程序之進行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何謂「不當之言詞、動作」?何謂「妨害司法程序之進行」?是否檢察官或法官所有的命令或指揮,都在這條規定的射程範圍內?草案立法理由均未說明。可以想見,日後恐怕會有當事人或律師會因為未遵命提出法官或檢察官要求的證據或資料,或因為說了不悅法官或檢察官之耳的話,而被認為「不遵命令」或「言行不當」,進而以刑責相繩。這不就是處罰「不聽話」?莫非執事者因恨不得在公堂裡擺上一隊可以隨時高喊威武、然後對不聽話的刁民打上幾棍殺威棒的衙役,所以祭出這種包山包海的刑罰?

以上這幾條草案規定,無一不對公眾的資訊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刑事被告的防禦權、受律師協助的權利,造成嚴重的威脅。真能通過的話,別說當事人及律師得在公堂裡俯首貼耳,就連媒體人及一般公眾恐怕也得噤若寒蟬,屆時法庭官員自然不怒而威,也就用不著衙役高喊威武助勢了。難道這就是法務部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作為?威武!肅敬!法務部的年終好禮來了!趁它還沒到,趕快批評吧,免得來不及了。

本文部分刊登於2009.12.09 中國時報,此為完整原文。

2009年12月3日 星期四

徐自強案更六審判決 動員通知

案情摘要:

民國84年房地產業者黃春樹遭綁架並殺害。84年9月25日警方在桃園逮捕嫌疑人黃春棋,黃春棋供稱有兩名共犯徐自強、陳憶隆,同年9月28日警方宣佈破案,徐自強開始逃亡。直至85年6月24日,徐自強在律師陪同下,向士林地方法院投案。

然而徐自強疑點重重,針對殺人的部分,自85年12月進入高院以後,徐自強的案子在最高法院與高院間來來回回,很大的原因即在於審理過程當中,瑕疵不斷出現,整個案子充滿各種疑點,尤其判決書中藉由「自白」所認定的事實,並沒有詳細的調查加以佐證。爾後監察院發佈的調查報告,亦直指徐自強案中陳黃二人之警詢自白任意性有問題、法院的粗率以及未盡調查等疏失。

民國92年,司改會替本案提起釋憲,大法官在93年7月作成釋字第582號解釋,檢察總長據此第五次為其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終於在94年裁定本案發回高院更審。而這次的更六審,經過四年漫長的審判過程,即將在12月8日宣判。

為使更多社會大眾瞭解徐自強案的案情以及關鍵疑點所在,宣判當日高院現場將有協助徐自強案平反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律師針對宣判提供法律見解,敬邀各界踴躍參與!

法律爭議:

1. 共同被告自白的效力:他們說的是他們說的,不是我說的,我要跟他們兩個對質!

2. 補強證據的不足:除了他們兩個說的之外,告訴我其他的證據在哪!

活動時間:12月8日(星期二)上午9:30~10:30

活動地點: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大廈(台北市博愛路127號)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出席代表

09:30

集合

10:00

聆聽宣判(高院刑事第7庭)

10:10

記者會說明宣判結果(高院刑事庭大廈門口)

主持:

民間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律師

出席代表:

徐案律師團代表

民間社團代表

徐自強(如本案無罪獲釋)

新聞聯絡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楊宗澧 02-25231178分機16

2009年11月26日 星期四

徐自強案是刑事妥速審判法的照妖鏡

◎ 林峰正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

隨著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查在立法院接近尾聲,到年底前剩餘的立法院會期即將輪到法案審查的大戲登場。11月26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已排定召開司法院及謝國樑委員分別提案的「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公聽會,由此不難觀察到司法院及立法委員對這項法案重視的程度。

司法院在這個法案總說明的前言中說:「『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案件延宕多時,積案久懸未決為現代文明國家的通病,…思考如何在制度面使司法正義及時實現,是我們無可迴避的嚴肅課題。」在結語還說「且讓我們開始行動,與國際刑事司法人權的潮流接軌,保障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並維護基本人權與公共利益,制定『刑事妥速審判法』,催生一個有效率,有品質的司法」。乍看以上這二段敘述似乎可以感覺到,司法院這次終於聽到人民的聲音,願意正面回應人民對於司法的要求。

這個法案在八月初面世以來,包含司法院自己主辦的公聽會等場合,竟只聽到法學者的批評,咸認草案只是給了法官不問是非清理積案的利器;律師界的反彈更不在話下。而全國最大的法官團體即法官協會也在上星期公開表示,草案創設法官可以就纏訟超過十年以上的案件有強行終結的權力,卻未顧慮到,這種權力是否會紊亂目前現有之刑事訴訟體系之架構,以及與現行制度的矛盾;並認為草案中特別針對適用本法的被告,就其上訴權利做特別比刑事訴訟法更嚴格的限制,並不合理。(詳情見法官協會網站)

這樣說也許太抽象,舉一個纏訟超過十四年的徐自強的擄人勒贖案來說好了。

14年前,台北大直發生一件房地產業者被綁票殺害的案子。警方在二個月內找到二位涉案的被告,並根據其口供認定徐自強也是共犯;徐自強在二位被告被地院判處死刑後,始由律師陪同出面主張清白,但徐的辯解並未取信於法官。2000年4月,最高法院全面駁回上訴,維持更五審的死刑判決,三人槍決在即。民間司改會於此時接獲徐自強家人的陳情,發現法院只憑共犯不利於徐自強的口供,在缺乏確實的證據支持便判決其死刑,即展開救援。不但監察院對本案判決違法之處作成調查報告,國際特赦組織也發動全球緊急救援,之後大法官更作成釋字582號解釋,認為法院不應僅憑共同被告的陳述,就判定其他共同被告有罪,至少也應該給徐自強與其他二人對質詰問的機會。這個解釋讓本案第六次發回更審,目前全案辯論終結,將在12月8日宣判。

依照司法院的妥速審判法草案,若這次徐自強再度被判決死刑,由於不能再以事實尚未查明為由上訴,極可能失去由最高法院再次審查的機會,理由是像徐案這種拖延超過十年的案件正是草案的目標對象,草案創設了比刑事訴訟法更嚴格的上訴門檻。徐案拖延十五年,最後極可能因司法院推動「刑事妥速審判法」而迅速判決有罪確定,本來可以再上訴最高法院的機會因新的立法而消失,徐自強又將隨時可能被槍決。

這樣的刑事妥速審判法,你能接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