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玟／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這一星期來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議，對於死刑的支持，成為新的「政治正確」。政客競相表態，深怕自己沒有站在人民/正義這一邊。
要擁護死刑不難，然而支持者恐怕沒有想清楚死刑是怎麼一回事。死刑講白了就是殺人，改個名字，用比較複雜的程序，涉及比較多的人，躲在抽象的國家後面，都不能改變這件事本質就是殺死一個人。
然而，殺人的責任，卻因為法律規定而被模糊掉。法務部長可推說，他簽署死刑令，是因為法官判處死刑；法官可推給立法委員，說他只是依法判決；立法委員可推給社會大眾，說他只是表達民意。大眾也不覺得自己需要負責，因為一來支持死刑的不只有他，法律制訂的也不是他，個案判死的不是他，扣扳機的更不是他。就連負責執行的劊子手也可以說殺人的也不是他，因為不是他下的判決，不是他簽的死刑令，他只是代替國家，代替大家殺人。於是乎，在重重的機制下，有一個人死了，卻沒有人覺得自己殺了他。
此外，殺人其實沒有想像地那麼簡單。根據研究，執行死刑的過程其實充滿變數與風險。台灣的實務偏好以槍斃的方式執行死刑，感覺乾淨俐落又節省成本。事實上，法警經常得面對一槍殺不死人的問題。一旦遇到這種狀況，法警只能一槍兩槍三槍四槍，直到把人「弄」死為止，實務上曾出現死囚被連開四槍之後還坐起來與執行者對望。就連號稱比較「人道」的毒液注射，也不能保證把人毫無痛苦地迅速殺死。在美國，有被害者家屬在旁觀死刑執行過程之後，轉而放棄對於死刑的支持。他們當然不是不再痛恨加害人，而是不能承受殺人的殘酷，放棄死刑成為痛苦卻又不得不然的選擇。
旁觀死刑執行已如此痛苦，執行死刑更是難以承受的壓力。雖然法警可對外宣稱是代替國家與社會執行死刑，但不能逃避是自己下手殺死一個人的事實。為了心安，也為了去除死刑執行所帶的風險，法警不僅在事前必須先到廟裡求神問卜，執行當日，也必須透過各種儀式，例如：攜帶艾草、灑米，禁止當場叫喚執行法警的名字，以及事後全身徹底洗淨等，去除因執行所帶來的風險。在日本，有法警因為壓力過大而精神失常。有些地方因而發明多人同時開槍或按鈕，部分是空包彈的方式，幫助法警假裝自己不是把人殺死的那一個。
因而即便我們可以正義凜然地痛斥某個罪犯說他該死，說他罪有應得，但要不是因為國家幫我們殺，制度幫我們殺，有人幫我們殺，有比較「文明」的方式假裝我們沒在「殺」，不然，死刑/殺人真的那樣容易嗎？
（本文部份刊登於2010-03-18中國時報，此為完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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