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殺警案的血淚教訓

2010-09-19 聯合報

一場激烈槍戰，一名警察殉職，兩名被告先後就逮；歷經十三年官司反覆審理，最後定讞呈現的事實卻讓被害人家屬難以接受，因為殺人的竟是已經無罪開釋的那名被告。

這就是台北縣刑事小隊長林安順案件顯現的司法荒謬。八十六年十月，林安順接獲線報，率許振發、李仁和到中和查緝毒販陳達民、李得陽，盤查時遭陳開槍反抗，許眉心中彈重傷；林安順與陳對峙，最後因左右胸中彈死亡，陳亦身中數彈遭支援警力逮捕。李則帶著林的槍逃離，幾天後被抓。

就家屬或一般人來看，現場兩名罪犯都到案，若非兩人共同槍殺林安順，也會是其中一人；但是，經漫長周折的審判下來，竟沒有人必須為林安順的死擔負刑責，這十三年的偵查、審判，到底在做什麼？

林安順案在最高法院判決定讞前，共經七回事實審。一審採信起訴內容，認定陳達民、李得陽先後開槍擊中林安順的右胸、左胸，造成林死亡。接下來就情勢丕變，二審、更四審、更五審改認是李得陽擊發致命的兩槍，更一審到更三審則指陳達民才是開兩槍殺人者；而更二審李得陽殺人獲判無罪，因檢察官未上訴而確定，與更五審指李是凶手的結論相左，因而造成今日家屬的不平，也引起社會的質疑。

從官司的發展觀察，陳達民、李得陽兩人被法官認定開槍襲擊林安順的次數「平分秋色」，而在場三名警察、陳達民中槍的時間、經過，李得陽是否開槍傷人後逃逸等情節，每一審都有出入，和案發現場一樣「混亂」。

混亂的主因之一在案卷中的科學證據太少，關鍵證據只有林安順的相驗報告，不但現場槍枝上的指紋未被採集、遺留彈頭上血跡的比對不夠完整，現場血跡分布屬何人所有，亦付諸闕如。法官因而必須大量仰賴證人的證詞填補事件的空白，一旦證人的證詞有出入或翻供，判斷就跟著輪轉，連測謊都成為重要參考。

事涉一位英勇刑警小隊長之死，檢警不致無視他的犧牲，起訴當時大概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就是這兩人犯案，那有什麼問題；然而判決講究證據，不能想當然爾。

在二審認定陳達民不可能一開始開槍打中林安順右胸，因右胸中彈之人無力再與陳對峙搏鬥，進而推翻起訴陳、李兩人各持一槍的事實時，檢警「就是這兩個人」的樂觀隨之破滅；因為，如果無法證明陳、李兩人有共同殺人犯意，就必須弄清楚到底是誰開槍殺人。

以目前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據法則」「罪疑唯輕」的要求，若無法證明誰開槍，為避免冤枉任何一人，就可能出現兩人都判無罪的極端結果。實際判決時，因李得陽提前在更二審時無罪確定，法官最後因無法證明是陳達民開槍，而以殺人未遂判刑，卻又罕見地處以無期徒刑的重刑，似乎多少有些彌補被害人家屬受創的心理在內。

家屬當然不要這種彌補，他們要知道真凶是誰，以告慰死者在天之靈。更二審檢察官蔡瑞宗未上訴致李得陽無罪確定，分明過於大意；其實遺憾早於蒐證不足時鑄成，槍戰縱難回復現場，然而本案許多基本功都沒做，以致無法更趨近事實，李得陽即使能再審，也會審的很辛苦。

要避免類似的血淚教訓，檢警起訴的品質一定要加強。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的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檢察官不能把足認的證據標準放在百分之五、六十，而要儘可能提高，一旦失去的證據找不回來，就會發生如林安順案的模糊難斷。

林安順案七次事實審，審審認定的事實皆有出入，更凸顯審判荒謬，縱使推動速審法，也無法解決此困境。司法院應加速改革訴訟制度，讓一審成為主要審斷事實的地方，以免讓檢察官、法官心存僥倖，總認為還有後面的法官可以承擔調查事實的責任，結果淪為集團混仗，各審之間作出不同的事實認定，徒傷司法公信而已。

此外，本案被害人家屬權益受漠視的情形也值重視。法院忘了寄判決書給被害人家屬，檢察官不上訴也沒事先徵詢家屬意見；被害人雖然不是刑事官司的原、被告，實際上卻是最重要的一方，判決結果讓家屬失望固無論矣，連判決過程都傷人，司法實須痛自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