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橋地檢署經過數月的偵查後，終於在過年前偵結，並對相關涉賭者為起訴、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並針對幕後集團老大及所謂Ａ咖球員為具體求刑，檢察官藉由此次動作，似乎在展現掃除職棒簽賭的決心，但此次起訴，果可根絕職棒簽賭再度發生？
雖然檢方一再宣稱，絕無外界所批評，以擠牙膏的方式為偵查來凌遲職棒的意思，原因只在於證據難以掌握與蒐集，但觀起訴書內容，早在二○○五年七月所爆發的中信鯨打假球事件中，檢方即已掌握此次簽賭集團介入的訊息，二○○七年第三次假球案發生時，又有此批集團的介入痕跡，而在二○○八年爆發的黑米事件中，也是如此，更糟的是，即便已有檢察官大動作的搜查，不管是簽賭集團或球員，仍繼續打假球。從此過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每次檢方一開始的大動作，最後起訴的結果，往往是以球員為大宗，但也未能除惡務盡，同時對於背後的集團，尤其是首腦，往往是輕輕放過，此種虎頭蛇尾的作法，檢方雖非有意，但卻在無形中戕害了職棒。
再就此次簽賭案來看，檢方似乎展現決心，而對於可能涉案的球員為偵辦，但從最終結果來看，卻也可議，尤其是檢方決定起訴與否的重要標準，恐非證據，而在於球員坦白及繳出不法所得，若果配合即可獲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若拒絕，則必然起訴。此實讓人費解，因檢方如此的作法，不啻是讓球員陷入「囚犯困境」而互咬，所謂不自證己罪權的保障，已被徹底挖空。其次，如果從檢方所掌握打假球的場次與資料，一場的不法所得乃數百萬，但現今球員所繳回總數，竟只有約一場球的總額，這果真算是「誠心悔過」？而更受爭議的是，同樣是收錢並接受性招待，且在招待後，隔日的表現出現異常，有些球員可以「無具體事證」證明有對價性，而不起訴，而有些球員卻是「罪大惡極」，必須起訴並具體求刑，此對價性與否的認定，不僅毫無標準，也無足以說服大眾的堅強理由。
而檢方此次起訴的被告，也包括簽賭集團的首腦，尤其是具有地方議長身分者，似乎可以一掃過往只針對球員不針對集團的批評，但針對某些組頭，卻以其願意與檢方合作，不僅未具體求刑，甚而要求從輕量刑，始作俑者卻可因此受優待，這果真是司法該追求的正義？而不管是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為起訴，或者刑度並不重的賭博或詐欺罪起訴，由於審判時間必然漫長，因此，這些組頭可能因有議會保護傘而未被羈押，或在起訴後即被交保，即便判刑確定，被處重刑的機會並不高，則必然可以很快出獄，而得重拾舊業。
此次檢方的偵結動作雖值喝采，但可議之處更多，且從此次事件也可看出，雖然各球團一再強調阻絕簽賭的決心，但卻無法有效防制外力對於球員的干擾，球員貪婪若有罪，球團本身在事件發生後，所為壯士斷腕的動作，恐更可議，因將所有責任全推給球員本身的不自愛，不僅是卸責之詞，更看出球團本身一種短視近利與不負責任的心態。而更該讓人擔心的是，雖然政府一再宣示掃除職棒簽賭的決心，但說得多、做得少，如果已經浮出檯面操控集團即有九個，則未知者不知還有凡幾，此次的起訴動作，恐只是冰山一角，若政府無強力訴追簽賭集團的決心，而給予職棒一個乾淨的打球空間，此次簽賭案絕不可能是最後一次。（ 2010-02-13 中國時報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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