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這次法庭觀察的紀錄，對於法律制度，我有了更深的感受。
在課堂上接觸的法律，是一種法律知識的累積。對很多法律系的學生來說，「國考」可說是在大一進入法律系時，就逃不掉的宿命。我們對自己的未來，大多建構在律師與司法官這兩種職務上。我們期待，自己能利用所學，實現正義。然而書本上的理論畢竟只是文字，我們在課堂上慷慨激昂地談著權利義務談著基本人權，鑽研著某甲有什麼實體利益，第三人又應如何保護其信賴利益，但對我們而言，再怎樣激烈的爭論，都只是為了一個虛幻的某甲及某乙。進入法庭實際觀察訴訟制度的進行，才讓我感受到未來一旦通過國考，我們面對的，不再是沒有情感沒有背景的某甲，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是有情感、有思想的肉身；而我們，也不是可以冷酷作抽象判斷的法條適用機，我們會看到被告的無奈、受害人的傷害，總是這樣血淋淋的。
還記得剛聽完說明會的那天，我試圖想像檢察官如裝飾品般擺在法庭的畫面，但我無法勾勒。「怎麼可能！」我想。第一天去高院觀察，就讓我親眼目睹──法庭中的裝飾品還真不少！不僅是檢察官，審理庭的陪席法官也是另一座雕像。
我們的刑訴制度設計，喊著控訴制度及合議制，書上說，我們要保護被告的人權，去除中世紀歐洲糾問制度的弊端，更要維持審判的公平性，避免獨任法官的個人偏見導致王法裁判，所以我們建立在控訴制及合議制的基礎上。但是實際上呢？法庭裡是有檢察官代表控方，是有三位法官高高在上，但他們到底發揮了多大的功能？有閉目養神的、有頻頻翻閱卷宗的，那被告的應答、證人的證言到底誰在注意？最後，只有審判長一人兼飾三角，一庭又一庭地唱下去……
身穿鑲綠邊黑袍的公設辯護人，是保護被告人權的鬥士。刑事被告常常都是社經地位較為低下的人民，犯罪後無法委任律師幫忙辯護，為了維護刑事被告的權利，我們有了公設辯護人制度。公設辯護人，其實是個很爭議的工作吧……當他(她)明明知道被告罪證確鑿、犯行可惡致極，心裡千百萬次念頭要給被告一個死刑以慰受害者及其家屬，但基於工作，還是得幫犯罪人辯護，還是得維護犯罪人的人權。我猜想公設辯護人的內心是有許多矛盾的，也對其願意為被告維權感到敬佩，但這並不構成其可以不積極對犯罪人提出協助的理由，就算只是幫忙回應法官的問話，考量是否要再傳證人等問題。這些基本的法律協助，應當是身為公設辯護人的最低義務才是。
法庭中，真的不需要這麼多無謂的裝飾品！ 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如果實施制度的人不確實依照制度的理念做事，就算規劃了最完善、最尊重人權、最能達到公平審判的制度又如何？不過也只是流於一張張白紙罷了。
在幾次的法庭觀察過程中，我的確看到很多制度流於虛設的實務運作，相反的，也有很多法官非常尊重被告、甚至對被告曉以大義，提醒其不要再誤觸法律或再跨越法律的警戒線；也有檢察官認真開庭，積極協助發現真實；也有公設辯護人積極幫助被告爭取應有的權利、並對法官動之以情。看著審檢辯三方翻閱著厚厚的卷宗，處理著一件又一件、好像源源不絕的案件，我又不禁為法律人感到慨歎，生活中充滿卷宗和法條的生命，會是怎樣的生命？
每次聽完庭，一個人走在法院的走廊上，看著律師檢察官匆忙的背影，回想著法官疲憊的神情和原被告沉重的蹣跚腳步，我問自己，如果有一天，自己著實成為了在法院工作的法曹，面對一樁樁背信重利、傷天害理的案件，我會怎樣對待當事人？當我的時間必須投注在別人的作姦犯科的時候，我還能像現在這樣冷靜的去思考、大談闊論制度與理想嗎？
身為法律人，要學習的太多太多，我們面對的是一群人的生命，現在，也只能提醒自己，一定要「勿忘初衷」啊……
文中所描寫的一點不差，個人的經驗尚不止於此。
回覆刪除在第一審時，法官似乎與被告的選任律師很熟，開始即與被律師打招呼，並告於只開此一庭，然後由律師為被告辯護，然而聲音極小，根本聴不清他在講什麼。之又令被胡言亂語。儘管我在庭上呼籲，應將這群詐騙集團揪出來，否則這群詐騙集團對法律相當熟悉，會不斷的犯案檢座及諸法官會疲於奔命。然則，一點效果也沒有，而且還被審判長制止。
開完庭後，檢察官對我說：「我們都認為他是，但不佑他會被判多久？如果被判無罪，你也不要訝異！」
結果真的被判無罪，理由是「被告所言應屬可信」，而被告有前科，法官相信有前科且罪證明確嫌犯的謊言。
我再提刑事申請上訴狀，檢察官亦根據我所是理由上訴，但是其中有許多奇怪的事情；例如，第一次開審理庭時沒有收到高等法院的傳票，突然接到檢察官的電話才知要開庭，我反問檢察官我何以沒接到傳票，檢察官回以這不是他的事，他不知道。事隔四五天才收到高等法院傳票，而傳票列印日期正好是檢察官打電話的那一天。
可是到了開庭的當天準時到庭，法警却告以因檢察官因找到証據臨時要求延期開庭。
等到下次開庭時，我仍準時到庭，這次却因被告還押台南監獄，又無法開庭。
然下次開庭時，等我接到傳票時庭期已過，而這次似乎是刑事及民事庭同時開〈因我提刑事附帶民事〉，於是我寫了陳報狀，陳述「等我接到傳票時庭期已過」一事。
最後判了等於沒判，因判決文謂：「尚有待查清之事，諭令另開辯論庭。」
之後又換了法官，開庭時，在庭上，法官爭相痛駡被告，連公設辯護人亦謂他幹了十幾年，未曽見過這樣的案子，還痛罵被告，社會就是被你們這些人搞得亂七八糟。而檢察官亦如木偶般從頭到尾不表示任何意見，也就是說沒有舉證論證，而被害人的我也沒什麼發言的機會，那有什麼交互詰問。而開完庭後，檢察官終於說：「請庭上從重量刑。」，而公設辯護人則謂：「請庭上做符合社會正義的裁決。」，當退庭上後，只見公設辯護人對被告謂：「一審這樣的判是不對的，要是我早就砍下去了。」，而我以為，雖然詐騙集團尚未破獲，可是這個出面租屋的詐騙份子恐難逃刑責。
可是，這次又蹀破眼鏡，不只判他無罪，還找了許多的理由為他脫罪。我想如果以蘇格拉底的三段論證，恐怕不論大前題或小前題恐都經不起檢驗。
當然，我又寫了刑事聲明上訴狀上訴最高法院，雖然我也收到了檢察官的上訴副本，但却沒看到檢察官給法院的上訴狀，也就是其上訴理由與我寫的有什不同？〈當然，我當時寫時尚讀什麼法理學或法律邏輯〉
而上訴最高至今已逾一年半，沒收到任何訊息，是駁回呢？還是發回更審？唉！司法就是如此對受害的小老百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