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可以」討厭被告行使緘默權？

高榮志　(板橋法扶基金會專職律師、民間司改會執委)

日前一名女子在西門町偷了一套內衣，由於其「非常徹底」地行使了緘默權，從警察局、地檢署、到法院羈押庭都不講任何一句話，於是被羈押了一個多月，最後檢察官只好用「姓名年籍不詳、代號A女」的方式起訴她。

這套內衣多少錢？據說是名牌，或許幾千元，但有沒有羈押一個多月的必要？據報載連檢察官自己都說這是微罪，沒有羈押的必要，當然，如果不知道被告的姓名、地址、身分證號碼，可能放了人就跑了，檢察官也說，就算要交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要也不知道要交給誰。簡單的說，以上就是刑事訴訟法所謂的「雖然有羈押的原因，但是沒有羈押的必要」，法律見解上，並沒有很大的落差。設想，被告如果乖乖地說出自己的身分年籍，這種案件根本不會被羈押，換言之，被羈押，完完全全就是行使緘默權的「代價」。

檢察官自知羈押可能會有爭議，所以努力追查、快快起訴，趕緊把這個燙手山芋丟給法院，在「同情的理解」下，要我是檢察官，作法可能也差不多：「人贓俱獲，如果因為被告不說話就放走，豈不便宜她？到時侯人跑了，不被輿論罵到臭頭才怪！反正台灣人對於押人取供的接受度還蠻高的，押人比放人壓力小、掌聲大；只不過是個輕罪，先押個幾天，應該就會鬆口了」，而且「不說話就放人」，到時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有樣學樣」，豈不是自找麻煩？檢察官討厭被告行使緘默權，是職務的天性使然，簡單說，妳不說話、造成我追查上的麻煩，我就聲請羈押，倒楣的是妳自己。或許，我們可以期待檢察官能中立、夠客觀、會照料被告，或者，那些不過是種奢求，檢察官本質上就是和被告有利害衝突，轉而透過制度的設計來期待法官，比較能扮演中立與客觀的角色。

也因此，對於准予羈押的法官，就實在就沒有辦法再「同情地理解」了。要不要聲請羈押，是檢察官的自由，但法律刻意設計由法院來准許或駁回羈押，正是希望法官可以扮演中立與客觀的角色，既然沒有羈押的「必要」，就該放人，豈可讓緘默權的行使轉化成一種「代價」？當然，或許法院也是怕被輿論罵，怕又被扣個「檢警抓人、法院放人」的大帽子，但是，如果連這種輕罪都這麼沒有擔當，那麼還期待人民對法院有什麼司法信賴呢？只能說，我國制度上雖然「審、檢分立」，但是實際上還是法官、檢察官一家親，司法權(審判權)和行政權(檢察權)仍然糾纏不清，國家三權分而不立、制衡若有似無，人民事實上對抗的幾乎是同一道國家權力，只不過是分了兩層手續，讓人更筋疲力盡罷了。

這個案子，被告行使緘默權是法定的權利，是一回事；有沒有羈押的理由與必要，又是另外一回事，檢察官將其混為一談，法律上就是錯的；我們比較可以容忍檢察官硬要聲請羈押的心情，但是不太能接受法官不願意站在人民的立場、去對抗檢察官及輿論可能躂伐的軟弱；實則，人民對司法的信心，來自於司法總是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對抗已經越界、甚至僅僅是「可能越界」的國家權力，司法若一起「越界」，就只不過是橡皮圖章罷了。